我国楼市再迎一波强调控。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西安、重庆、南昌、南宁、长沙、贵阳、石家庄、武汉等8个城市密集出台楼市调控措施。除西安、武汉外，其余城市还实施了限售。据统计，今年全国已有超过45个城市发布了楼市“限售令”，不排除之后还会有其他城市跟进出台“限售令”。

　　从当前看，“限售令”将产生多重积极经济功效：一可有效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扰乱楼市价格行为，从根本上掐断投资投机购房者的机会；二可促使地方政府扎实推行楼市调控政策，以便抓住房地产调控的有利时机。三可促使银行业自觉抑制信贷资金通过消费贷及其他渠道暗地里流向楼市的行为。四可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对房地产开发商起到很好的提醒作用，再也不能盲目拿地或任性扩大开发规模了，也可引导购房的消费者形成正确购房意识。

　　然而，“限售令”并非“万能药”，也有一定局限性，且其本身依然没有摆脱行政调控的“窠臼”，或多或少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尤其无法摆脱来自地方政府本身各种利益的掣肘；它需要出台其他综合配套调控政策措施来消弭其副作用或弥补不足，才能形成楼市严调控整体功效，不致陷入调控怪圈，更不会将楼市调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种综合配套政策措施包括限制出让地价格、降低楼市开发中的各种税费、加大租赁房建设和供给力度、及时出台房地产税、提高房贷利率等等。目前各银行机构上浮了房贷利率，普遍在基准贷款利率上上浮了5%至10%，有些银行甚至上浮了15%-20%，其效果应该说是立竿见影；限制出让地价格及降低楼市开发中的各种税费，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做了，但仍有地方力度不到位，尤其是土地出让成本往往会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呈上升态势，致使土地出让成本占了房地产开发成本的70%以上；另外，开征房地产税尚处研究之中，千呼万唤未出台。这些楼市综合配套调控措施不到位，使我国楼市调控成效有限，虽然一线城市楼市价格有所回落，却将价格溢出效应传导给了二三线城市。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土地出让收入最高的50个城市合计“卖地”金额达2.28万亿元，同比上涨了32%，且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依然较高。如北京尽管在官方严格调控之下，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同比下降了15.95%，但仍高达27.96%；杭州、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也保持着较高水平。一边是各城市出台严厉的“限售令”，一边各城市却又是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楼市调控效果可想而知了。

　　因此，要让楼市严调控措施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并对楼市价格产生持久的遏制力，不能仅仅依靠“限售令”，而应考虑出台综合系列配套调控措施，如出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最高限价法令、房地产开发税费减免优惠条款、尽快制订并推出房地产税、加大租赁房建设步伐等等。这些配套楼市调控措施既有行政的，也有市场的，可相得益彰，共同构筑楼市长效调控机制。唯有如此，严厉的楼市调控机制才算最终完善，楼市调控效果才会最终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