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4.12 -0.48%,诊股)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巴曙松近日撰文表示， 主要国际评级机构享有事实上的免责权与市场垄断地位，需要珍惜由此带来的市场影响力。2017年9月下旬，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标准普尔首次调降对中国的评级，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议。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标准普尔调低中国主权评级后几个小时，中国邮储银行的美元债券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的热烈追捧，说明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并没有对中国债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他指出，通常来说，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实质就是对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能力的一种判断，其评级结果往往对各国政府债券的融资成本等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相比较来说，主权评级方法的科学性远远不如其他类型的评级，如评级样本有限、违约样本少、缺乏客观科学的评级框架而主要依赖评级机构的主观判断等。

　　正由于此，即使都在评级领域，两家评级机构，也可能同一时间对同一评级对象给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级结果。通常来说，评级是对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即相对信用风险（不是绝对信用风险）的预测。既然是预测，从操作层面看，就需要立足于假设条件和所掌握信息的充分性。这两个条件不同，评级结果就有差异。同时，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理念、评级思想、评级方法和评级标准都是有差异的，也就是需要不同的评级机构给投资者提供不同，甚至相反的投资参考和看法。从目前的一些分析资料看，如穆迪似更注重“违约损失率”预测，而标普似更注重“违约率”预测；穆迪对主权评级时似更注重地缘政治因素分析，而标普似更注重对被评级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分析。这也是2012年6月22日，就在同一天，穆迪和标普两家评级机构对哈萨克斯坦主权评级作出完全相反方向调整级别的原因。

　　因为国际主要的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体系了这些机构的看法，其调整评级的原因也自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标准普尔在评级报告中指出的信贷增长过快、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债务是否会转嫁为中央政府债务等问题，也正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积极采取举措着手解决的问题。

　　据介绍，因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可能带来的市场影响，不仅其评级结果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争议，在美国国内也同样如此。从历史看，美国的评级机构在受到因重大评级失实而导致的诉讼时,基本是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自辩,将自身的评级辩诉做为一种观点,认为应受“言论自由”权利保护。比如2009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养老基金起诉“三大”评级机构,控告他们给予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虚高评级,导致其4.57亿美元的投资损失。不过,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格雷厄姆却支持评级机构的辩护,认为评级是预测观点,受美国法律保护,于2011年9月27日判决俄亥俄养老基金败诉。这种免责保护实际上给予了国际评级机构的不对称的市场地位，有免责权而且占有市场垄断地位，作为专业机构，就需要高度珍惜这个独特的市场地位，珍惜这种独特的市场地位带来的市场影响力，否则必然带来市场的质疑、以及市场认可度的降低。

　　针对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所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国际评级机构的表现受到广泛诟病，不少国家的监管机构开始关注评级机构的监管，并探索采取一系列应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提高信用评级行业的透明度和多样性，例如要求对所有的评估机构公开证券发行人的信息，通过信用评级机构的主动评级，增强信用评级的多样性。二是适当降低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依赖，探索支持金融机构的内部评级等方式，如有的国家调整了法规中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强制性的引用。三是尝试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责任义务。有的国家打算考虑取消评级机构的“专家责任”豁免，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要求评级机构改善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的国家还针对评级机构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

　　实际上，主要的国际评级机构也意识到自身在评级方法等方面的不足，也在尝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评级体系。例如，在银行评级方面，主要评级机构近年来就采取了一些新的改进举措，例如：引进新的分析方法，穆迪引进了共同违约分析法（JDA），补充分析银行可获得的外部援助。同时，探索提高总体评级的透明度，惠誉单独发布5分制的支持评级，用来表述从国家或者机构所有者获得外部援助的可能性和幅度，将其9分制的单独评级改为与总体评级完全一致的19分制，使财务能力评估更加精细，外部援助的益处更加清晰等。

　　因此，从国际评级行业的发展看，这本身就是一个在争议中不断发展的行业，对于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既要看到其调整中隐含的一些合理的风险提示并相应采取改进措施，更要看到这些评级结果本身也有许多局限性和不足，对于这些评级结构，也要进行冷静的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