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留给世人的思考,不仅在于经济运行、金融秩序等方面,还包括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 就像法国前总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德维尔潘所言,“目前的评级体系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
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留给世人的思考,不仅在于经济运行、金融秩序等方面,还包括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
就像法国前总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德维尔潘所言,“目前的评级体系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是失败了。”
对于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缺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主导国际评级体系的评级机构具有鲜明的主权特征,评级标准缺乏全球一致性,评级信息难以全球流动等。同样,德维尔潘也表示,现有的体系也可能存在一些政治方面的“偏见”。
变化中的格局
在上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围绕全球信用评级体系改革,来自多国的权威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危机过后,以三大(标普、穆迪、惠誉)评级公司受到了全球性的指责,言其要为危机担责。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三大评级公司已经感觉到了公众对它们的批评和指责。尽管在危机中,它们曾力求给出"认为公正"的评价,但却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天津财经大学大公信用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森坦言,“通过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大家看到评级行业仅仅通过三家机构来主宰,声音有些太单一了。”
也正因此,引入新的声音以及竞争对手被业界看做是改革现有的评级体系的关键性因素,投资者需要了解不同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是否有不同意见,从而做出相对正确的投资判断。“评级本身是发表对一家公司的看法,如果大家的结果完全一致,也不是好事,因为没有选择。如果有更多的声音,可以帮助大家认识信用风险,及早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孙森表示。
在他看来,目前的格局已经出现改变,一个直接的体现是三大评级公司的态度变化。“以前他们常以"老大"自称,认为出具的报告就该是主宰信用市场,而现在三大机构的做事风格已经比较低调了,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至于采纳不采纳、接受不接受,是别人的事。”孙森表示,“这可以理解为以退为守的一种方式,也相当于默认了要有新的声音进入到这个领域,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拥有话语权。”
在这场全球性的审视中,关建中认为,若不进行一场信用评级体系革命,建立起适应各国经济发展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世界就很难摆脱金融危机的威胁。在他看来,让非主权评级机构与主权国际评级机构并存发展并进行评级风险制衡,建立一个“双评级体系”制度是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一剂“良方”。
其中,世界评级集团的成立是一步重要棋局。据了解,去年6月,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美国伊根·琼斯评级公司与俄罗斯评级公司共同发起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在香港正式成立。而作为一个非主权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世界评级集团的目的不是与现有评级机构进行业务竞争,而是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推动“双评级体系”制度建设。
“这如同一个报告性的,或者说意识性的事件,世界评级集团主要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待其实质性开展运作之后,将于市场中发挥新的作用。”孙森表示。据悉,世评集团计划在十年内把新体系建立起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三个原则:严格禁止级别竞争、限制价格竞争、鼓励技术竞争。
渐强的中国声音
“我们不能坐等新的危机到来,要痛定思痛。”德维尔潘说,“作为债权人,应该知道把投资放在什么地方,亚洲应该建立更加强大、更加多元化的评级体系。”
之于中国,关键中认为应抓住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历史机遇,率先进行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变革,“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而言,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信用评级体系建设道路,不仅仅决定着本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国际经济安全发展大局。”
“发展中国家在格局的改变中要一点点壮大自己,这几年我国作出了很多努力,现在看来是非常必要的,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孙森表示,“事实上,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少的,但在评级领域,我们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声音发布出去,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我们的能力。”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近期推出的《大公信用评级原理》的最大创新点是,发现并构建了以财富创造能力为基石的偿债来源偏离度的逆周期评级理论。大公认为,作为世界百年评级历史上首部信用评级原理,将填补评级历史理论空白。
此外,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孙森坦言,目前遇到的最大瓶颈来自于人才。“我国发展评级业的时间不是很长,现在只是一个开端,要想把评级行业做大做强,人才问题是个短板。”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一直在引进国外的评级技术,现在要搞自己的研究、自己的体系,就要“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比如现在任职于评级公司的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路都成长于风险管理行业的并不多,所以扎实地把人才培养好,是最关键的,特别是如何适应新的信用体系发展需求。”
主导国际评级体系的评级机构具有鲜明的主权特征,评级标准缺乏全球一致性,评级信息难以全球流动等问题是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