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历作假”的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在沉默一周后接受《名汇FAMOUS》的记者采访时说道:“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
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成功似乎快走到了尽头。但正如癌细胞扩散般,它还会以不同的版本在我们的社会里上演,唐骏的逻辑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注脚。
据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中,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7.5万人。仅2005年,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就办理了3万例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与此同时,归国人员的学历造假案例也开始增多。
他们有的家境殷实,但在国外自制力差,无心完成学业,为了回国后能向父母有个交代,于是便购买了一纸假文凭,就如《围城》里的方鸿渐,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有的走捷径,打着名牌大学的假文凭,或者“野鸡大学”的真文凭为回国工作铺路。
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本地假文凭消费市场。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发现,虽极少有坐牢的例子,但是终身的信誉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直接关系到正常生活的维系,包括房屋汽车的贷款批复、信用卡的申请、应聘工作的可能,以及社会舆论的道德压力。在中国,文凭始终扮演着古代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地诠释了一个人的价值,而这也是韩寒之所以受人追捧的原因,因为他成功地跳出了这套被预设好的社会价值体系,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文凭对于公司员工是饭票和升职书。从智联招聘薪酬数据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文凭的作用:2010年大专毕业生平均起薪工资1607元,本科为2321元,硕士为3254元,博士为4681元。
另一方面,当社会阶层流动固化,那些既无社会关系,又无前途的“夹心层”广泛存在时,文凭更成了不少人往上爬的“救命稻草”。尽管这很可能只是一根“虚幻的稻草”。
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生存成为了第一考虑,为此更可以不择手段,突破一切道德底线。
而当这一切都发生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对碰之时,机会主义便开始泛滥,西方倡导的契约沦落为工具而非精神,诚信危机随之而来。
学历造假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的中国诚信危机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商业领域,我们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的商业交易;在体育界我们很难再去相信一场国内职业足球比赛的真实性;而在教育界,那些剽窃和购买论文的教授面对汹涌的批评依然毫发无损,高等教育机构滥发文凭也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唐骏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并非只是学历与能力之争,而是它或多或少激发出了每个人身上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共同编造的谎言现实。
“学历门”风波也许很快就会被其他新闻事件所掩盖,一切还会照旧,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时代“楷模”的倒下。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追查造假的源头和行为,就算无法减少作假者,也要让诚实者不再委屈。
你的学历可以复制——洋“野鸡大学”调查
先有对文凭需求的土壤,再有监管的缺失,加上作假成本的降低,“野鸡大学”才会如此猖狂,而这也满足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定律,即需求决定了供给
接线员:感谢访问我们的网站,我是客户服务代表,如有任何问题请从以下格子内开始在线对话!另外别忘了向我们索取价格优惠10%的代码。
记者:你好,我现在在中国,你们是否可以把文凭寄给我?
接线员:可以,我们提供全球速递。
记者:哈佛或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凭多少钱?
接线员:我把哈佛的链接给你。
记者:你们的服务只包括一张毕业文凭?
接线员:是的,一张仿真学位证书。
记者:可我如何说服我的老板那是一张真的文凭?
接线员:你只要给他看就行了,跟真的一模一样,甚至还包括成绩单。
记者:但在中国,我们必须通过驻外大使馆和北京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的认证。
接线员:从没听说过顾客需要这样的服务。
记者:你是说在美国雇主很少打电话去确认文凭的真伪?
接线员:这我倒不清楚,但如果有人想看毕业证书,这已经绰绰有余了。
记者:你是指雇主从不会查验毕业证?
接线员:对。
在电子商务时代,想要购买一个伪造的国外大学毕业证相当容易,只需在Google输入假文凭的英文单词,立刻会有几十页的链接出现,然后只要你拥有一张信用卡,就可以货比三家,慢慢挑选。
以上对话来自于本刊记者和一个名为“文凭公司”的网站接线员的对话,这家网站号称在假文凭行业里质量上乘,并承办美国高中、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其他国家大学的100%仿真文凭,每份文凭价格均在220美元左右。公司非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45000份文凭模板,它的电视购物式广告语极具煽动性:你想给家人和朋友一个惊喜吗?你想让同事嫉妒吗?或者你想愚弄任何人吗?(这句话被加粗,上了红色)文凭公司一定能帮助你。
竞争激烈的假文凭市场
假文凭市场在全球是一个每年产值5亿美元的行业(据美国高等教育年鉴统计),尽管没人知道确切的假文凭出售数量,但粗略估计为20万左右,另有统计,其中售出的假博士文凭跟合法大学颁发的一样多。而这还是7年前的数据,现在情况正变得更糟糕,行业里的竞争也开始变得更为激烈,中国的“办证”团伙也加入到了其中。
根据其网上的介绍,忠业证件代理服务公司10年前成立于深圳,并号称全国最有势力的证件公司,原先的业务包括传统的身份证、国内大学毕业证书以及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办理。2009年12月,在老客户的要求下正式进军国外学历学位文凭的办理业务,并希望对国内无法出国、但却有真实能力的朋友提供帮助,他们为此同样提供在线客服咨询。以下为本刊记者与其在线客服的对话。
记者:我咨询过其他几个专业办理海外文凭的机构,他们都说可以提供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和教育部认证,但我看你们好像没有类似的服务。
忠业办证客服:我们也有的。
记者:但你们说不办理上网文凭。
忠业办证客服:如需要办理上网文凭及相关网上查询证件,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请到百度搜索“上网证件文凭”,去找那些“神通广大”的骗子,教育部和国家有关监管部门是他们私人开的。第二种,比较麻烦,请再到学校去读几年书,通过正规考试获取!我们只能办理高仿真的证件。
记者:因为我这边的雇主一定要公证过的毕业证,否则没用。
忠业办证客服:再做一套公证书就可以啦。
记者:那如果雇主有意在网上查证怎么办呢?
忠业办证客服:你是要办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记者:国外的。我是在银行系统,有个国外的毕业证书方便工作。
忠业办证客服:你是在国内工作吗?
记者:对。
忠业办证客服:你要办哪所学校的?
记者:你们的业务我看主要是集中在英国?
忠业办证客服:不是,国内的都有业务。
记者:有无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融硕士学位?或者你看美国哪个学校的证书比较好用?
忠业办证客服:美国的我们做得多啦,奥斯汀州立大学怎么样?
记者:嗯,像哈佛和耶鲁那些你们好像没有。
忠业办证客服:有啊!看到了没?
记者:我上过一些国外的网站,怎么人家文凭显示得那么清楚?
忠业办证客服:我们是特意不显示太清楚了,现在很多骗子公司都是仿冒我们的网站盗取我们的图片。
记者:那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呢?
忠业办证客服:高仿真的4800元/份,赠送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及国外学历认证。普通质量的3200元/份。(注:高仿真的仿真度达95%以上)
记者:高仿真和普通的有啥区别?
忠业办证客服:高仿真的采用质地非常细腻的英国进口正度羊皮纸,烫金钢印。普通质量的采用巴黎进口羊皮纸。
记者:定价是按制作工艺上的难易?
忠业办证客服:对的。
记者:我看有些办证的说可以从学校内部拿到证书,就是如果去学校问的话是可查的。
忠业办证客服:如果你拿证到国内用的话,他们是无法查到的。
记者:可是他们可以打电话或者上学校网站去查啊。
忠业办证客服:我们制作出来的高仿真证与真证一模一样,仿真度达95%以上,一般人肉眼是看不出真假的,再说我们的高仿证件是有水印的,一般他们不会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去查这些。
记者:你是说他们基本不会再费那力气去查?
忠业办证客服:如果你没有能力,就算是你去学校混个真文凭,说白了又有屁用,真的文凭又如何,别人也当你的是假的,你有能力,给你张假文凭,用人单位也不会说什么,假的能当真的用!社会注重七分能力,三分运气,懂了吧!文凭只是一张纸,只是一块敲门砖!
记者:好的,我想要高质量的那种,你有没什么推荐,那些名校的好像太张扬。你们这里买的最多是哪种啊?因为我对国外大学也不太了解。
忠业办证客服:你要办哪个国家的?
记者:英美的。
忠业办证客服:英国的伯明翰大学,这些都是有点名气的。
记者:这个好像听说过,那价格呢?4800是最贵的了?
忠业办证客服:不是的,上一万的都有,我们认为伯明翰大学这个学校挺不错的,办这个学校的人挺多。
记者:你们最便宜的学位是多少钱?
忠业办证客服:3800。
记者:能给现金吗?因为我怕刷卡会留痕迹。
忠业办证客服:我们不当面交易的。
春风吹又生的野鸡大学
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2008年度与2007年度的数据比较,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呈现出增长态势。出国留学人数增加3.52万人,增长了24.43%;留学回国人数增加2.49万人,增长了55.95%。随着留学热潮的有增无减,假文凭买卖这个特殊行业的生意愈发地红火了起来。
其实早在2001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伪造、贩卖伪造的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就有规定:“对于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明知是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的学历、学位证明而贩卖的,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共犯论处。”
2005年,自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曾经做过“中国证监会助理研究员”、“信息产业部电信规划咨询师”的刘世航(化名),最后更是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这成为了全国第一起因虚假学历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的案件。
无论如何,仿造名牌大学文凭毕竟只是假文凭产业链的低端,无论它能做得多么逼真:首先是各种证明一应俱全,从国外学位证书到成绩单和教授推荐信;从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从钢印到签字体。而对于毕业证的样式,造假者更是驾轻就熟:哪年到哪年学历学位证书是何版型,哪年到哪年某高校校长姓氏名字,甚至签名笔迹都是信手拈来。可这一切其实极容易被戳穿,只需拎起电话向校方确认即可,如果愿意进一步较真,还可以向校方发送一封公函确认,对方对此有义务回复。
澳大利亚专门打击“野鸡大学”的乔治布朗认为,仿真文凭处于两条线的最右边,一旦被揭穿,便变得既不合法,也无法被正规渠道接受。而位于最左边的是那些合法而受人尊敬的正规大学,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出在中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大部分“野鸡大学”的藏身之所。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野鸡大学”的含义。
如今的“远程教育”几乎成了“野鸡大学”的代名词,那些不断在网页上或者报纸和杂志上浮现的广告,总能保证申请人在极短时间内(基本上一个星期)获得相应的文凭。另外一些“野鸡大学”则宣称,可以用申请人的工作经验换取相应的学位,还有的则是象征性地让你写一篇论文,然后颁发给你学位。基本上,当你感觉正“不劳而获”地得到一个学位的时候,那么这个学位的质量肯定有问题。
当然有些人的判断力并没那么强,他们与那些主动购买者不同,多数都是被骗的。例如那些登在《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等著名报刊上的野鸡大学广告,与诸如哈佛等名校同处一页,可这些报纸和杂志早就撇清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只负责登广告,不负责核查。
的确,核查大学是否得到认可并不是媒体的责任,而是那些大大小小专业机构要干的活儿,可惜他们只公布合格成员的名单,很少主动出击清查那些滥竽充数者。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各州政府负责注册并审批各类高等院校,但各院校是否被社会所认可,则取决于政府承认的认证机构的认证,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并不负责直接认证学位,而是把权利释放到了底下的各种民间机构。
而经美国教育部认可的专业认证机构主要有六大区域认证机构及近百个专业认证机构。联邦政府通过认证机构间接起到对各院校的管理与规范。全美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是协调并审核认证机构的专业机构。
二战后,美国出台了帮助退伍老兵免费接受大学教育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 Bill),为了吸纳一下子增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但有的人对学习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要文凭,于是“野鸡大学”应运而生。为此,美国政府第一次启用了大学学术资格认证制度,由此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直到“野鸡认证机构”的出现,它们往往由同一所“野鸡大学”开办,往往采用“搅拌式”造假的方法,既认证真的大学,也认证假的大学,同时对于自己社会功能的描述也照抄合法的认证机构,由此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蒙住了许多人。
互联网的出现更是给予“野鸡大学”一个以新形态重生并逐步壮大的平台,因为任何一个拥有中等网页设计知识的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与正规大学网站主页雷同的网页,而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换个名头而已。
网络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这对于那些通过“野鸡大学”网站发财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在网络世界里几乎很难被当局抓住,就算能追踪到住址,但他们往往都不在州或者美国的管辖范围内。当然,他们也很擅长打游击战,稍微有点风声,网站便会消失,过一阵儿以不同的名字再浮出水面。
打假之战
伊利诺伊州大学的粒子物理学教授乔治科林从2003年起便致力于打击“野鸡大学”,这位有着哈佛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博士文凭的教授对假文凭愤怒异常。他钓到的最大一条鱼是一所位于利比亚,名为圣瑞克斯的远程教育大学,其女主人阮朵可的帝国掌控着数十个网络化名、超过100个域名、至少21所文凭授予机构以及一条文凭生产线。她还拥有加勒比的境外银行账户。专家估计,她的产业链至少为她赚了700万美元,全部来自散布于131个国家的9600多名顾客。
其实不用那么费神像阮朵可那样去一个非洲国家建立学院,如果你在美国的几个州,例如加州注册成立学院,程序非常简单,只需要先以学院名义注册一家企业,然后再在加州的教育技能部门注册备份,即可成立,无需专门的教学资格审核,没人在乎你是不是“皮包公司”,因为那里崇尚自主创业,而且,美国法律没对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做出具体的法规限制。
待在一个地方做生意,有时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你可以把学校开在加州,然后从夏威夷寄学位证书,这可以大大降低被查的风险,就像之前的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一所“野鸡大学”)的案件一样,几年过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席检查官还在说:“他也许用了这里的邮箱,但他在加州办公,这是加州的问题。”接着加州的首席检查官回复道:“嘿,他在自己学校的广告和宣传上都用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址和电话,这是他们的问题。”
在执法者“踢皮球”的同时,这些假学历的买家早已遍地都是——五角大楼、消防局、医院、私人诊所……这些文凭专用于给履历贴金或是要求加薪。在2003和2004年,美国审计总署(GAO)仅仅调查了一小撮事务所,便发现了463个使用假文凭的联邦雇员,而在8个联邦机构中又发现了28名高级雇员在使用假文凭。另一方面,假文凭同样可能对安全造成危害,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两名恐怖分子便是以学生签证身份入境的。
美国究竟有多少“野鸡大学”,谁也无法说清。俄勒冈和密歇根州曾公布了此类大学的名单,前者的名单上有260所,后者的名单上有600多所,如果统计美国50个州,数字一定是惊人的。
不过,事情其实并不一直像现在那么糟糕。198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把打击“野鸡大学”作为头等任务,并为此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这支名为“学位诈骗”的行动小组迅速展开了全国性的调查,一举歼灭了50个主要诈骗团伙,其中包括两个运营中的虚假医学院。
10年过去,当小组成员艾伦艾齐尔提前退休后,打击“野鸡大学”又变得可有可无。正是在那之后,“野鸡大学”变得史无前例地猖狂起来,有些甚至以象征着教学资格认证的.edu作为其网站的后缀。
需求决定了供给
“野鸡大学”的猖狂满足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定律,即需求决定了供给,因此,一味地追查供给的一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
当我们都活在一个公司会因为你有较高学历而付给你更高工资的世界的时候;当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会比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同行级别更高的时候;当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工人在工作了20年之后新的公司制度突然出炉,他必须在两年内拥有相应学历,否则就会被辞退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硬性要求都会迫使人们愿意冒险购买一个假学历。
美国知名打击假学历专家约翰比尔曾为此撰文:“用(假)学历就像在你的简历里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以惊人的威力爆炸。几年前我曾出庭指证一个用了8年伪造博士学位的监狱心理治疗师。他坚持相信英格兰大学是真的,尽管他们只有一个邮箱地址,没有电话,并答应帮他把获得学位的时间调整到他所需的年份。最后公诉人总结陈词道:‘这个人也许决定该从哪个糖果机里买糖果所需的时间还多于决定选择哪间医学院。’”
当人们做出违法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到作假的成本,而雇主的漠不关心则在另一方面纵容了他们的行为。
在比尔与探员艾齐尔2005年合著的《文凭作坊:出售百万份假文凭的10亿美元产业》里,他们提到如今的招聘过程已经在往另一个极端倾斜,美国的许多大型企业正采用简历扫描软件来筛选上交的CV是否合乎职位的需求,是否“野鸡”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名字。
于是一个悖论悄然形成:当雇主过分在乎学历,并把它作为硬性要求的同时,却忽略了审视学历的真实含金量,形式早已大于实质。
而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对于滥用假学历的处罚似乎微乎其微,就算那些对此最为重视的地方,例如俄勒冈州,它虽然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州内申请工作时提供假学历,初犯会予以警告,二犯则处以罚款,但这样处罚的力度,甚至还低于超速被开的罚单。
乔治科林:与假文凭帝国作战
“在美国,如果发现CEO持有假学历,他们将会根据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是否辞退他,因为公司本身的声誉是极其重要的”
在美国教育部对“野鸡大学”问题回复的邮件里,他们只提到了“我们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更多的疑惑抛给了那位打击“野鸡大学”的伊利诺伊州大学的粒子物理学教授乔治科林,他逻辑缜密,善于发现和总结规律,曾单枪匹马地在网上揪出过多个“野鸡大学”团伙,并持续不断地游说美国国会,希望推动相关法律的实施。虽然他说自己只是个业余的,但他对这行的了解并不比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官方机构差。
美国假文凭存在的土壤
人物周刊:为什么美国政府允许售卖假文凭的网站存在?
乔治科林: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执法力度不够。虽然每个州都有一些处罚诈骗和经营造假大学的法律,但很明显还远远不够,你很难让州里的首席检察官,也就是司法系统里的最高执行官对此展开调查,他们总认为公共资源应该用于处理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这很不幸。至于那些售卖仿真文凭的网站,它们顶多构成了著作权侵权,就像伊利诺伊州大学不会允许那些丢失或者损坏文凭的学生通过这些网站购买文凭。
人物周刊:这是否也跟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同有关,让造假分子有漏洞可钻?
乔治科林:在某些方面是的。佛罗里达的一个大学就曾被禁止售卖文凭给本州居民,但它没有规定不能售卖给州外的人。在爱达荷州也有同样的问题,执法机关本应让他们关门,但他们认为自己做不到。跨州的售卖行为本应由联邦政府来解决,但这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虽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例如2008年被勒令停业的圣瑞克斯大学,但我们始终没有一支专门的执法队伍用于调查和关闭那些文凭作坊。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在情况是否还在变得更糟?因为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每年有20万的假冒文凭正被出售。
乔治科林:情况的确在变得更糟,但那个数据也只是我们大概的估计。统计非法文凭很难,圣瑞克斯大学的案子之所以收集到了详尽的数据,是因为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购买者名单,这是从他们手上没收的电脑上分析得出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通过市面上非法大学的广告和Monster.com(美国最大的招聘网站)里简历上的教育背景描述估计数量,这样得出的数据很不准确。
人物周刊:夏威夷和加州是假文凭的主要来源地吗?
乔治科林:我认为它们来自不同地方,加州是重灾区,夏威夷的法律很弱,如果你想在那里发放文凭,只需拥有至少25个居住在夏威夷的学生,你和我都可以开一间学校开始合法售卖文凭。即便如此,一般非法学校连这个要求都懒得达到,而那里的消费者保护委员特别强势,他们会为此立刻采取行动让他们关门。也有些州对文凭作坊处罚特别严厉,尤其是南达科他州,一旦发现,坐牢是免不了的。
人物周刊:你目前对改善现在的状况正在做哪些努力?
乔治科林:我认为在联邦政府层面正愈发关注这件事,我一般会与国会的教育和劳工立法委员交流,每当有新的情况发生,我会帮他们指出来,并告诉他们要阻止此类事件在美国发生是多么的容易。如果90年代艾齐尔的那个特别行动小组能再回来,我想两年内这些问题就会消失。
人物周刊:是否可以这样说,互联网助长了文凭的滋生,甚至扭转了这场本该在90年代结束战斗的局势?
乔治科林:的确是的,就像他们以前是用石头作战,一夜之间突然拥有了一整支空军纵队。更可笑的是,有时候当你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文凭作坊的报道,它旁边就是非法大学的广告。
人物周刊:这些假文凭能逼真到什么地步?
乔治科林:艾齐尔一直在收集假文凭,从他在FBI特别行动组开始,到他退休后作为一个继续追查此事的公民和一间国际银行的安保总裁。我认为这些文凭的仿真度取决于它们是否能打动消费者。圣瑞克斯大学造的第一批假文凭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但那些毕业证却丝毫不像真正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凭,除了校长的签名和抬头的大学名称,有时候购买者其实并不在乎文凭的仿真度,它们只是想要一张相关大学的文凭。
学历与能力之争
人物周刊:为何人们会冒着丢失个人信誉的风险去购买假文凭?
乔治科林: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很难被雇主发现,尤其是一些“野鸡大学”通过一些手段把自己粉饰的跟正规学校一样,一旦购买文凭的人被抓获后,他们可以说:“我当初并不知道这是间非法学校。”在圣瑞克斯案里,那所大学贿赂了利比亚的教育局,让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合法性,虽然他们在利比亚根本没有学校,这一做法的确蒙蔽了一部分人。案件里一个被调查对象只有高中10年级的教育程度(相当于中国的高一),她渴望再读两年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可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托儿所里负责照顾小孩,于是找到了圣瑞克斯,并相信他们所谓的利比亚教育部认证。文凭考试虽然很简单,可她第一次还是没及格,第二次才通过,所以我相信有些人因为教育程度和心智不成熟等原因还是会被蒙骗的,但那只是很小一部分。
人物周刊:在美国,购买文凭主要是为了升职和加薪吗?
乔治科林:有一个联邦警员花了700美元购买了圣瑞克斯的假文凭,这让他的年薪涨了足足6万美元,并持续了4年,但获取学位只用半个小时,最后之所以被察觉,是因为他的成绩单里有一项科目是女子自卫防身术。
人物周刊:有些人认为职业经验完全可以换到同等的学位,没必要浪费时间上学,就像一个创业10年并拥有相当规模公司的人无需再去读MBA一样。
乔治科林: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我是一个名厨,我的烹饪能力说明了一切,我根本不用通过上学向我的雇主证明我的能力,但这个检验过程是耗时的,于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第三方的独立机构来确认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起到了这个作用。我自己喜欢做电子工程实验,几年前我看了美国大学本科的电子工程科目内容,但我只懂得其中1/3的内容,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自己独立制造了许多复杂的电路合成板。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唐骏学历风波,有些人认为他的能力甚至远胜于那些真博士,因此学历真假无关紧要。
乔治科林:诚实在商业关系里很重要,如果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们无论是作为股民还是公司老总都无法相信他。在美国,如果发现CEO持有假学历,他们将会根据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是否辞退他,因为公司本身的声誉是极其重要的。
人物周刊:中国学生是假学历的主要购买者吗?
乔治科林:在圣瑞吉斯案里,他们一共卖出了16000到18000张假学历,其中9600名顾客里有1/3来自美国之外,很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有一部分也来自中国,但每个文凭作坊的顾客群都不一样。
人物周刊:远在中国的雇主如何核查雇员的学历?
乔治科林:其实有个办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各个国家的教育部一起出台一份本国合法大学的名单,再加以利用网络购物的成熟安全技术。比如一个中国学生向伊利诺伊州大学寄学位证书,他只需以PDF的形式电邮我们的招生部,而这个文件当中就包含了相关的安全信息,它能立刻告诉我们这份文件来自一个在中国被认证的大学,并且没经过任何的修改,这正如现在人们惯用的网上交易一样,如果这个举措被大范围推行,那么文凭作假将会很难。
人物周刊:你听说过西太平洋大学吗?
乔治科林:(大笑)我给你发一份报道吧。
最后,乔治科林给本刊记者发来一份亚利桑那州土桑市报纸,报道内容是:2004年,西太平洋大学被美国统计局列为7个文凭作坊之一,并对其进行了核查。当调查人员来到它位于洛杉矶的“校园”时,那里没有学生、课室和教授,只有一个小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接待生和一个自称为校长的男人,他给了来客一套入学资料,里面吹嘘自己拥有成功的毕业生和优秀的教师队伍,但所有课程都在网上完成。
在美国如何做博士
在假洋博士泛滥的时代,让我们看看真洋博士是怎么奋斗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的名校拿到博士学位,多半为两个目的所驱使——镀金的身份或是对真正良好研究环境的向往。博士,已经不再仅仅是学历的代名词,更成为了一种划分身份的象征。前者在有捷径可通达之时,多半愿意一掷千金,用金钱换取时间,凭空购买一张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反正只要烫金了的证书上署着大名,“博士”的名头就已到手;后者却选择寒窗苦读,从准备、申请、入学、考试、实验、论文、考核到最终毕业,一个人在异国的上千个日日夜夜,换回的是一张薄薄的学位证,还有这些年的经历与知识,一个人总归骗不过的,就是自己。
做一个博士,难;做一个真正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博士,更难;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博士,难上加难。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刘瑜在文章里这样写,“我们是女博士,社会声誉已经这么低下了……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但无论是刘瑜,还是芝加哥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桔子,都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成为女博士这条路。
中国人成了美国理科博士的中坚力量
在美国呆了6年后,桔子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细胞生物学界,这已经是极快的速度。虽然规定的学制是5年,但真正能如期毕业的,实属凤毛麟角。同实验室一起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里,她是第一个毕业。另一个人稍晚于她,在研究还没结束的情况下,转成了博士后。
这是在美国极为普遍的一种做法,美国的博士后职位并非更高一级的学位,而是对博士学位的一种补充,是为取得博士学位者在科研机构继续从事研究而设置的一种过渡性职位,刘瑜也在哈佛大学做过一年博士后。
而桔子的其他同学则还在实验室里继续为了毕业苦苦奋斗。“最高纪录是有个人10年才毕业,而且毕业时我还帮他画了两张图。”在国内轻轻松松“混到毕业”的故事,在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国外名校,近乎天方夜谭。
桔子毕业于北大,在生物系,有着出国的传统,80%的学长都选择了继续出国攻读更高学位。大二时,大家都去考GRE和TOFEL,她也跟着好朋友一起上了考场。天性喜欢科学的她整天泡在实验室,觉得“去那儿很快乐”。在不带太强目的性的情况下,就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为她最后成功申请到芝加哥大学硕博连读奠定了基础。
在她念大学的年份里,大学的竞争还不似如今一般惨烈,目的性也非如此明确。毕业后,桔子还时常能收到学弟学妹们发来的Email,一年更比一年来得迫切与热烈,言辞恳切地希望她传授成功经历,有些人极强的功利心让她心生感慨,“好像就是为了出国怎么怎么着”。
现实情况是,中国学生的确构成了类似生物、物理、化学等传统理学学科的美国博士中坚力量。芝加哥大学作为美国北部名校,并没有招收中国人的传统,与南部许多学校比起来,“芝大算中国人少的”。但在桔子就读的生物系里,50多个人中包括了6个中国学生。至于化学、物理和统计,“上起课来和在中国上课似的。”
究其原因,美国人多半不喜欢申请这些科研学科,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很难立刻收获成效。一张博士证书背后,有读不完的文献、写不完的论文和做不完的实验。
而且,这些学科招收学生“都是需要人手干活儿的”。勤恳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才是首选。在美国,类似生物这样的学科,硕士与博士本是一体,5年才是一个完整的学制,中间并不会授予硕士学位。“你要真想拿那么张证,体验一把毕业的感觉,也可以在学习2年后向学校申请,先发硕士学位给你,再继续念博士。”但大多数人都明白,一个破折号并不等于句号。
极其严苛的高等教育
5年的学制看起来漫长,其实几乎所有的课程都被安排在了第一年。芝大地处美国北部,天气寒冷,一学年被分成了4个学期。桔子要在这4个学期中念完规定的9门课,常常感觉还没怎么开始学,就已经要期末考试了。而且,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要在学习的同时开始找寻自己的实验室,在数家实验室都实习过之后,她才能确定自己未来数年间真正的归宿在哪里。
从第二年开始,学校就不会再安排课程。桔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自己在数学、物理等学科方面仍然有所缺漏,会影响到实验进程,此时的学习就全靠自己主动了。
实验每向前推进一步,背后支撑的就是大量的原文文献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而这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难以计数。桔子的日常生活,基本由实验室与宿舍两点一线构成。早上七八点到实验室,“晚饭肯定要在那儿吃了”,头两年,到第二天凌晨也是有的。在美国,高等教育极其严苛,桔子形容,自己的导师们“很纯粹”,是“真正的科学家”,将每一个学生都当成科研同事来要求。而在科学的世界里,没有情面可言。即使被同学形容为“不在中国,就在实验室呆着”的桔子,也有过被主任骂哭两次的经历。
在芝大生物学系,对博士生的学习有着相当严格的考核。第一年的9门课程中,3门不及格就必须退学。而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中,学生都必须分别作出两个大项目的设想,类似于国内论文的开题报告,这两次考核一旦通不过,等待你的只有退学。即使是在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实验的后面数年间,实验室主任每半年都会和老师一起组成评审委员会,与每一位学生单独座谈,考核学生在过去半年里的实验成果、未来半年的实验目的与计划方案。一旦发现有学生脱离进度太远,在劝诫和督促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也只能劝说学生离开学校。
有些人会在中途选择放弃。早在第一年中,就有学生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学术研究的压力与强度,及早选择转系或是退学。而学完了第一年所有课程的学生,老师“觉得他挺好的,就是没办法再念下去了”,解决方案是颁发给他硕士证书,但建议他自己选择离开。还有些人的学习态度令导师们忍无可忍,迎接他们的就只有被开除。
“3种情况我都碰到过,”桔子说,“所以我们系起码有3个人没毕业。”
幸好,美国有着良好的科研环境。桔子形容自己的实验室老师们都很有“风度”,大家是互相扶持和支持的关系,而非恶意竞争。每个人的实验内容都不尽相同,所以能从不同角度向对方提出诚恳的建议。她毕业回国后,同组的印度同学无私地替她承担了部分没有完成的任务。
毕业前一天,做完实验,桔子离开实验室,惊奇地发现实验室主任等在外面,一脸诚恳地望着她,告诉她,“以后但凡有需要帮忙的,一定要告诉我。”
“这真的挺意外的,因为他的推荐和帮助特别有信誉。”在结束了6年的苦读生涯之后,桔子正式成为博士。她选择了回国,她的下一站,是科学松鼠会。
“在这儿(科学松鼠会)做个女博士没什么奇怪,这儿的这种人多了。”她哈哈笑起来。
美国盛产“克莱登大学”吗?
美国的高等教育有着如此大的规模,对市场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如此容易地就能接受正经的教育,为什么还要买文凭呢?这一点是唐骏们最难解释的
美国的四类大学
“打工皇帝”唐骏博士学位造假之说,被方舟子揭出后顿成新闻热点。如今,出版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中信出版社已经发布“勘误更正”,声称唐骏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毕业于加州理工大学。他拿出来的文凭,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但是,这一西太平洋大学的学位是明码标价出售的,不被美国教育部所承认。对此,唐骏在购买时不可能不知道。再说自己没有有意造假,怕是已经说不过去了。
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说唐骏在中国尚有许多校友,而且有许多相当“成功”。这下子大家都要受他的“连累”。另外,人们也许还记得,吴征当年也同样因为在美国的“克莱登大学”获得博士而受到类似指责。于是,中国的许多读者质问: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贩卖文凭的“克莱登大学”?怎么判断美国大学文凭的真假和“含金量”?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留美成为中国的时尚,海龟成为一大社会阶层。这样的问题,确实也值得好好回答。
我的《培养精英》一书,就旨在系统介绍美国的大学体系。我把美国的大学分成四类:国立、州立、私立、赢利,并概括性地勾画了这四类大学的历史成因和特点,可供读者参考。在这里,仅对这四类大学的现状进行一番简要的描述。
国立大学,顾名思义是联邦政府掏钱办的大学。一般而言,美国是个没有国立大学的国家。恐怕大部分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了三四年,也不知道美国有国立大学。其原因是,美国的国立大学,主要是几所军校。普通院校确实没有国立的。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为州立。州立大学靠纳税人的钱支持,但仍然“公立”得不够彻底。这主要是因为州立大学要州政府拨款,依赖的是本州老百姓的税金。本州的纳税人子弟进这些大学,自然享受公立的低廉价格,实际上接受了纳税人的大量补贴。但是,外州学生前来就读,就必须支付全额的费用,其学费经常翻一倍还不止,和私立大学的学费没有本质区别。
私立大学,顾名思义是依靠私人经费办的大学。因为不靠政府,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格局也比较纷繁杂乱,很难一两句话概括。我们不妨从两个极端讲起。美国最好的大学,基本都是私立大学。比如常青藤盟校、麻省理工、芝加哥、斯坦福、加州理工等等。这些学校的“小金库”,即“捐助资金”,往往富可敌国,比一个小国家的GDP都多。而且教育学生不惜工本,即使是三四万的学费,也难支付其教育成本,而且还有大量的学生领取奖学金。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前,这些学校面临的危机是钱花不掉。根据美国的法律,非赢利组织的基金必须花掉基金总额的5%才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可是,一些常青藤的捐助基金在股市不停地升值,每年的财政经费虽然已经到了相当奢侈的地步,但依然不到捐助基金总额的4%。于是国会的一些议员要求用5%这把尺子来逼迫这些大学,把钱用在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教育费用,也和这种压力有关。甚至有人预言,未来一流大学的教育将向免费化发展。金融危机无疑打断了这一进程。这些大学虽然在资产缩水的压力下大砍经费,但是学生的奖学金仍然要优先保障。
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的私立大学。当然,这种学费并非仅仅来自学生的腰包,还有些是从联邦或州政府拿的奖学金、助学金。因为没有纳税人的钱作直接的后盾,这些学校的经营有时难免风雨飘摇。声誉好的,一般不会有生存问题。比如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真正破产的学校实际上非常少。但是,规模小、底子薄的地方学校,则往往经受不住打击,找不到学生就只好关门倒闭。
除此以外,最近20年还兴起了一种新型大学,叫赢利性大学。美国一般的学校,不管是国立、州立、还是私立,都属于非赢利组织,一般不纳税,但也不能赢利,所谓不赢利并非不能从事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所得收入投入学校的运营经费或捐助资金,不得用于教育之外的目的。赢利性大学则不同,往往就是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原则和超市、工厂并无区别,那就是赢利。与此同时,这种赢利大学和企业一样向政府纳税,不享受非赢利组织的待遇。美国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等等,曾力挺赢利性大学,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像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作为上市公司就属于赢利性大学的模式,所不同的是其主业并非大学而已。
镀上“留美”的金,有钱基本就可以
这四类的概括,仍然不能全面说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下面有必要从“教育层级”的角度介绍一下各种大学的性质。
最高的层级,无疑是研究性大学。如果你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那个著名的全美大学排名,研究性大学当是美国大学的主流。但是“研究性”这个名字有很大的误导性,“综合性”也许更贴切些。研究性大学按说应该是以研究为主,以博士课程为主,本科教育不应该是重点。但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榜中,即使是主要的“研究性大学排名榜”,其实也是在评价本科教育。
19世纪末,美国学习德国模式,开始建设研究性大学。斯坦福、芝加哥、约翰霍普金斯、克拉克等大学纷纷冒出来。那时是美国的“镀金时代”,出现了一批像卡内基一样的财主,捐款滚滚而至。办高精尖的研究性大学似乎有了充分的条件。但是,从长久来看,讲究实用的美国文化对研究性大学有相当的抵触,认为把人圈在象牙塔里那么多年实在没有必要,甚至将之当成一种外来文化的入侵。当年的那些研究性大学,纷纷把本科教育当成主业。芝加哥大学大概在研究性上坚持得最久,一直以研究院、博士课程为重点。但是,最近20年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加大本科教育的投入,进而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榜上扶摇直上。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研究性大学的崛起重新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常青藤盟校在19世纪末以前全是本科教育学院,19世纪后,除达特茅斯外全成了“研究性大学”。另外,许多“旗舰”式的州立大学,如伯克利、密西根,也都成了研究性大学。这些学校,都有强大的博士课程。当然,即便如此,本科教育还是学校的核心。
接下来的层级,则是本科生教育。按说美国的大学几乎全是以本科教育为主,没有必要另立一类本科大学。其实不然。本科大学,主要是指明显以本科教育为主业、并不太注意研究院、甚至完全没有研究院的大学。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除了研究性大学排名外,还有一个本科学院排名。这些本科学院大部分是私立,规模袖珍,质量最高的几乎可以与常青藤比肩。一些被列入研究性大学排名的学校,如达特茅斯、华盛顿大学,虽然有研究院,但还是以本科教育为绝对中心。大多数州立大学,也不像伯克利、密西根那样有实力雄厚的研究院,本业依然是本科教育。
在最低一层,则是社区学院,即两年制的学校。这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中专、大专,但在美国都归入高等教育体系。在这种学校就读的学生,接近美国大学生人数的一半。社区学院大多公立,学费低廉、学制短,比较容易承担。如今美国制造业外包,产业工人技术升级,为适应白领经济,就特别倚仗这种社区学院。因而从布什到奥巴马,联邦政府给社区学院以大量的支持。许多赢利性大学,也开始和社区学院竞争,瞄准那些半工半读的大龄“非传统学生”。
这么庞杂的高等教育体系,反映着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也给唐骏们所毕业的“克莱登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但是,美国对高等教育虽然自由放任,仍然维持着基本的水平,否则就无法成为全球第一。根据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美国教育部委托一些可靠的机构,按照严格的程序对各种大学进行“鉴定”(accredit)。一般而言,只有通过鉴定的学校,其学历和文凭才被承认。我最近查看美国教育部的资料库,其中包含了6900多家通过鉴定的高等教育机构。
授予唐骏博士的西太平洋大学,当时并没有通过“鉴定”,反而因为贩卖文凭遭到联邦的调查,起因是一些联邦雇员涉嫌花政府的钱到这个学校买文凭以充实自己的资历。联邦法律规定,用政府的钱培训的雇员,必须就读于通过“鉴定”、有正式资格的学校。这一调查引发的最大丑闻,大概是爱尔兰政府顾问Barry McSweeney。此公仅读了一年,就在西太平洋大学获得博士,日后平步青云,甚至成为具有全欧影响的“居里奖学金”的负责人。他在博士学位被揭露后被迫辞职。后来西太平洋大学更名为加州米拉马尔大学(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属于赢利性大学,并通过了“鉴定”,但也仅授予3个学士学位、4个硕士学位。这些学位,主要是管理类。唯一一个硕士学位为电子通讯(telecommunications),根本不具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这反映了“鉴定”制度下的规范:一个学校不能想设什么专业就设什么专业。如果专业设置无法通过“鉴定”的标准,则会影响学校的资格。
经过这么一番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能说是“产能过剩”,但至少大学是应有尽有,高等教育的“供给”异常充足。美国大学的教育竞争激烈。但是,这种所谓的激烈竞争,主要集中在前100家左右的大学。这种学校,要挤进去需要和他人比拼。在接下来100多家大学中,最多只是略有竞争而已,80%-90%的申请者都可以被录取,比中国高考的录取率高多了。如果你申请前300名以外的大学,那么只要有高中毕业文凭,英语达到最低要求,有能力缴纳学费就可以就读。而且周围的同学,经常一周打30个小时左右的工,不少有全职工作,很难专心于学业。在这种学校成为优等生,也实在不足以作为“优胜记略”。
博士课程则复杂些。美国的大学,即使列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研究性大学排名榜的,也经常并不重视博士课程。特别是文科的博士课程,只有极少数大学才有。理工科的博士课程因为需求旺盛而多一些。但是,这种博士课程的建设硬件要求比较高,比如大型实验室等等,并非一般院校可为。如此算来,能够授予博士的院校就少得多。比如,授予最传统的博士学位Ph.D。的学校,在美国不足282所。而且这些学校中的大部分,也仅在几个科目上授予博士学位。比如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仅在经济学等两三个学科有博士学位,也被算入这282所大学内。
应该说,镀上正牌的“留美”这层金,有钱基本就可以。博士也许稍微难些。但是,在比较实用的学科,博士课程数目还是很多,甚至赢利性大学中,至少在低层级竞争性很低,名正言顺地拿个正牌博士,按说并不太难。美国贩卖学位的机构大概不少。但是,我在美国读书、教书15年,听过的贩卖学位的事情,几乎全是从中国新闻中来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有着如此大的规模,对市场渗透可谓无孔不入,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读大学的料的人,也设计好课程、比照其财政能力制定收费标准。如此容易地就能接受正经的教育,为什么还要买文凭呢?这一点,我看是唐骏们最难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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