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精准脱贫在内的“三大攻坚战”,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宏观调控。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各类政策和社会资源重点倾注到这个领域,贫困地区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金融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里面的每项任务都要靠资金来推动和保障。钱从哪来,钱如何用到位,钱投放到哪儿最有效?这不是类似终极哲学思考问题那样看着飘渺,而是金融扶贫中实实在在要谋定而后动的问题。

　　金融扶贫也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既然是普惠金融,就要本着商业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证券时报记者通过近日走访陕西、河南多地的金融扶贫情况发现,金融扶贫存在着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问题,不过,包括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的各方也都在摸索如何改善这“两高一低”困境。从一些地区的探索成效看,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化兼顾的金融扶贫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构建以农村信用体系为基础,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引入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金融扶贫不仅能取得好看的“经济账”,更可以在助力农村地区脱贫致富后深挖农村金融蓝海,未来带来更可观的收益。

　　农村普惠金融基础:

　　构建信用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11月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指出,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等脱贫攻坚目标。在十九大报告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再次强调到2020年实现精准脱贫是未来三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金融扶贫不仅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措施,也是实现农村普惠金融的重要内涵之一。众所周知,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普遍存在着融资难、信用信息不健全、基础金融服务不足等问题,这是金融服务实现普惠尚需打通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所面临的农村普惠金融难题,也是全世界所存在的共性问题。近一两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逐步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普惠金融解决之道。尽管中国农村普惠金融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特有的模式已初具雏形,而以农村信用信息体系建设为基础,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为农村地区提供价格合理、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则是当前我国实践农村普惠金融探索的主要内容。

　　陕西铜川的宜君县是国定贫困县,2016年4月,央行正式批复确定在宜君县开展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这是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县级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一年多来,宜君县重点围绕建设农村信用体系为抓手,通过改善农村信用环境,解决农村融资难、风险高的问题。

　　可以说,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切普惠金融落地的基础。据央行铜川中心支行行长冯学荣介绍,宜君县设立了农户综合信用信息中心,采集农户林权、房屋、农机具、养老保险、专业合作社等14项基本信息,综合研判,对贫困户进行显著贫困标识,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

　　实际上,农村信用体系的构建自去年以来在全国多地都在快速铺开。例如,河南兰考县也构建了信用信息中心,目前已录入16.03万户农户信用信息,覆盖面达92.3%。

　　由于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普及度不高,农户信用信息的采集不像城市居民,可以借助线上大数据信息搜集评定,更多的是要靠挨家挨户走访的“土法子”一点点征集起来。

　　农户信用体系建设从无到有,是个浩大的工程。记者走访发现,农户信用体系的建设主要分两大步骤,先搜集农户的家庭资产负债信息,再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前者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金融机构的“双基联动”进行多轮搜集核验;后者则主要依靠村干部、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和基层金融机构代表共同商议,综合考虑农户的家庭情况、个人品行等因素对其信用状况进行评级打分并公示,以此作为银行授信的基础。

　　“在农村地区实行普惠金融,特别是建立农户信用体系,必须要依靠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农民的金融概念薄弱,初轮填写的家庭资产负债信息常常不完整、不准确,但基层党组织对于村民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帮助校正、核验,不过这也需要两三轮的复盘,所以整个信息采集的过程工作量巨大。”央行兰考县支行副行长葛延青对记者表示。

　　葛延青认为,农户信用体系的建立,是农户享有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服务的基础,更是银行风控的主要依据。尽管建立信用体系前期投入大,但也是必要的。不过,一个尚不棘手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农户信用体系一旦建立后,定期更新信息的工作也要跟上,否则信用体系就是“一潭死水”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信用体系的从无到有,可以一次性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可后期维护若还用土法子,由于高成本则根本无法持续,所以也要加快数字金融在农村的普及力度,实现农户信息更多地依靠线上采集。”葛延青称。

　　信用重建:

　　失信户迎第二次机会

　　在构建农村信用体系的过程中,有一类群体需要重建信用,他们就是失信贫困户。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着信用、经济“双破产”的困境。据了解,进入央行征信系统黑名单的失信贫困户有一些是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的非主观因素导致信用不良。对于此类群体,由于央行征信系统中个人不良信用信息会保留五年,也即五年内无法从银行再次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

　　不过,在加大金融扶贫的宏观政策导向下,失信贫困户也迎来二次机会。宜君县就在探索针对贫困户、低信用等级群体的信用救济和信用重建机制,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据冯学荣介绍,信用重建针对有发展生产意愿和能力且非主观恶意欠款造成的失信贫困户,为其再次发放信用贷款,帮助其在脱贫攻坚中增产增收,待归还欠款后重新获得信用。其中,为已还清欠款,但仍在不良信用信息保留期限内的失信贫困户,构建“普惠信贷”渠道,运用央行扶贫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直接发放贷款;为因不可抗拒因素而无法归还欠款的失信贫困户,建立“特别信贷”渠道,由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同时,依托政府设立的担保补偿基金、过桥基金等增资增信。

　　不过,帮助失信贫困户重建信用,并不意味着每个失信户都能重新获得信贷服务,金融机构需要经过一个量化评分考核,最终确定是否为其提供授信,以及授信规模。以宜君县彭镇信用社的评分考核为例,其主要包括四大类20个左右的子项进行打分。具体来说,四大类分别为个人基本情况、道德品质、家庭财务状况、本行(社)合作情况。

　　强文平是宜君县彭镇的一个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失信贫困户。据他本人向记者介绍,他在2011年不幸因车祸致残,家庭收入只能依赖妻子经营农业,近年来遭受冰雹雨雪天气,农作物几近绝收,2012年借款的2.8万元在2016年到期后无力偿还形成不良记录。2016年底,他申请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以发展养殖业,彭镇信用社通过对其进行上述评分后,为其发放5万元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助其购买鸡苗用于养殖。

　　据彭镇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介绍,尽管强文平在央行征信系统内的不良信用信息仍有保留,但由于他符合失信贫困户的认定标准,所以对其发放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也享受与其他未失信贫困户的同等待遇,利率执行4.35%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并享受财政资金100%贴息。

　　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宜君县已累计为1100户信用重建农户发放贷款6039万元,其中贫困户信用重建542户、授信2166万元,实际发放贷款1982万元。

　　金融扶贫经济账怎么算?

　　未来三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期,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打响攻坚战。但实际上,不少金融机构人士反映,当前金融扶贫的成本过高,如何有效保障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能力,是金融机构在投身金融扶贫中面临的难题。

　　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7)》(下称“《报告》”)显示,对于加强金融扶贫工作发展的措施,56.5%的受访银行家表示关键问题是降低金融扶贫成本,过高的金融扶贫成本已成为工作开展中的一项较大障碍,无法保障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能力,以持续推进金融扶贫工作。

　　央行郑州中心支行副行长崔晓芙也称,银行开展农村普惠金融业务存在着“两高一低”的困境,即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收益。不少银行受访人士反映,尽管央行提供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这些低成本的资金供银行向农村地区放贷,但加上在农村地区布点开展业务的其他成本,综合成本并不低,而银行发放扶贫贷款和“三农”贷款的利率又有上限要求,使得银行这部分业务的收益与成本不相匹配,这也使得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原则受到质疑。

　　“考虑人工成本、网点运营成本等,我们的综合资金成本大约在5%左右,但扶贫类或不少涉农类贷款的利率一般要求为执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或顶多是基准上浮10%,贷款利率与综合成本刚刚持平。”一陕西省农信社高管称。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对于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的争议,只是短期和长期视角看问题的差异。简言之,短期看,由于前期投入大,当前的农村普惠金融尚难盈利,但长期看是可以做到商业可持续。

　　农业银行铜川分行行长张少锋表示,从该行的实践效果看,农村普惠金融成本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网点布局的不合理性。通常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布点可以保持盈利,但偏远地区的网点一开始通常是亏损,有的需要五六年后才能回本。

　　“长期看整体还是可以创收的。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调整网点布局结构、增加网点服务种类等措施来开源节流。例如,县级以下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可通过代收邮递包裹、代收电费等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也可与物流站放在一起,尽量减少金融机构的基础投入。”张少锋称。

　　张少锋还特别强调,银行做农村普惠金融,实则也是加深与政府、农村产业的合作,因此不能单看网点是否盈利,而要考虑全局收益。

　　央行开封市中心支行一负责普惠金融的官员表示,普惠金融不是慈善金融,而是市场化的金融,如何实现商业可持续性的确是普惠金融的难点。但金融机构也应认识到,农村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实质是保本微利,不应对其期待过高的盈利能力。

　　“农村普惠金融其实就是农户出一点钱、银行让一点利、财政补一点钱,以增加农村的信贷资源,帮助农户发展产业创收增收。”该官员称。

　　发挥财政杠杆和保障作用

　　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金融机构转变紧盯大企业、大客户的经营观念,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尤其是在推广初期,财政资金的引领也不可或缺。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离不开政府的扶植。适当的金融活动组织形式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但难以降低客户的风险成本。针对特定的目标客户比如扶贫户、小微企业等政府可通过担保基金提供增信服务,通过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以及贷款贴息降低服务对象的融资成本。

　　《报告》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于最能有效促进银行履行金融扶贫等社会责任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家选择财政资金向扶贫企业提供贴息、担保等分散信贷风险。

　　记者走访的宜君县和兰考县都通过发挥财政杠杆和保障作用,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和信用激励机制,建立了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信贷过桥基金等破解农村信贷风控难题。如兰考县自2012年起整合涉农资金、省财政资金和县级财政资金共同出资设立统筹普惠授信、金融扶贫、农房抵押贷款及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的风险补偿金7575万元,并建立“分段核算、银政担保共担”新型风险分担机制。

　　据了解,“分段核算、银政担保共担”是指将银行的扶贫、涉农贷款的不良率设置四档分段共担风险:此类贷款不良率在2%以内的风险由银行全部承担;不良率在2%-5%的,超出2%的部分,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财政风险补偿金所承担损失的比例为2:2:2:4;不良率在5%-10%,超出5%的部分,风险分担的比例为1:2:2:5;不良率在10%以上,超过10%的部分,银行不承担损失,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各承担20%,政府承担60%。

　　“根据测算,极端情况下,即便银行相关贷款全部变为不良,银行实际承担的损失也只有贷款余额的3%左右,所以‘安全垫’足够厚。”兰考县县长李明俊称。

　　尽管《决定》中指出,支持贫困地区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各地动用财政资金所设立风险补偿金却出现了一些“走了样”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反映,风险补偿金的使用会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给银行画饼充饥,政府设立的风险补偿金形同虚设,银行出现扶贫贷款不良时难以获得应有的损失补偿;另一种就是地方政府管不住风险补偿金,在没有经过严格的尽职免责认定下,银行可以轻易获得财政资金的风险补偿划拨。

　　李明俊称,为了防止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更好地发挥风险补偿金的使用效力,兰考县政府制定了风险补偿金的管理办法,并牵头主办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等成立风险补偿金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定期开会讨论决定银行提交的不良资产补偿划拨的申请。特别是在认定银行是否符合风险补偿划拨条件时,管理办法中明确银行应满足两项尽职条件:一是每季度要在分管的乡村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二是贷款出现逾期的,信贷经理必须当月与贷款人见面了解情况。

　　“风险补偿金有效使用的核心,是要明确界定银行和政府各自的责任,没有建立细化明晰的责任要求,风险补偿金就容易流于形式走极端。” 李明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