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易宪容(专栏)就我国金融市场及信用问题发表博文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信用本质及激励运作机制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欧美国家的信用是以市场为主导、法律来保证的，而中国则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政府权力为隐性担保。很多人没有区分这种差别性，总是用欧美国家的监管指标及计量模型来衡量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大小，使得许多理论误导政府决策对国内金融体系潜在风险的判断。这可能是目前国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这种误区以及任何方式的过度信用扩张都将给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埋下巨大的潜在隐患。

　　文章指出，若仅以规模扩张程度、资产增加速度、利润水平上升状况而论，中国的银行业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国际水平。实际上，银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性资源的注入。金融市场的信用是由政府隐性担保，使用信用的当事人很容易把使用信用的成本及风险归政府或社会来承担，收益归己所有。这必然会激励当事人千方百计地进行信用的无限扩张，无论银行还是股票。还会促使人们过度追求高风险的市场及产品，金融市场的投机炒作盛行。比如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是银行还是住房投机炒作者，都会过度的使用银行信用贷款。原因在于银行放贷规模扩大不仅是其银行竞争力的核心，也增加了银行利息收入，而风险会由政府承担。同样，对住房投机炒作者而言，即使房地产泡沫破灭，最后买单的则是银行及政府。

　　易宪容认为，信用是种观念，其本质会因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不同，这就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及金融市场信用扩张的程度性。比如，有人证明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性在于多元化的程度不足，在于没有走向美式的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市场，在于社会对创新及相应风险低容忍度等客观环境。但实际上，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社会对风险容忍度低完全是由当前中国的信用基础决定的。

　　文章总结指出，如果能够中国信用本质入手，就可能了解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根源所在，并确立防范其风险的制度安排，否则，对国内金融体系风险认识只知其表不及其里，那么要找到化解中国金融体系风险有效办法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