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全球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评级机构将风险极高的垃圾房屋债券评级为高等级的优质债券，使得普通投资者对该类产品产生乐观预期和非理性追捧，进而使一场本可以只是局部性的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评级机构债券评级标准的过分松懈和不适宜。|

    人们在反思危机教训的时候，对最古老的信用风险的重视程度再度提升，而信用风险背后的信用标准成为日益重要的话题。这是因为信用标准是揭示债务人信用风险的方法和依据。信用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从这一意义上讲，信用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如何化解信用危机，最关键的是要构建合理、科学的信用评级方法，更准确地向投资者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程度。

    后危机时代须重构信用评级标准

    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３大评级机构经过了１００多年的发展，评级技术中饱含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其对欧美以外的国家进行评级时，又往往因戴着有色眼镜而失掉客观性，同时在评级竞争中因为自身利益而丧失了公信力。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３大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信用风险形成的实际特征，制订出更科学、准确、客观、公正的评级标准。

    ——对国际信用评级标准的反思。

    整体而言，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３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具备较高程度的系统性与全面性。尽管３大评级机构分析企业债券信用风险过程中考察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其信用评级方法的最终落脚点却惊人的一致，均将信用评级的根本落脚点确定为现金流，从而将受评对象的信用等级与企业获得现金的能力直接关联。此外，３大评级机构均强调行业的差异性对企业债券信用等级的深刻影响，认为行业分析是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基本前提和必要依据。

    ——３大评级机构仍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３大评级机构未重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差异性。由于每个国家债务主体信用风险形成的因素是不一样的，必须用体现信用风险要素内在联系的评级标准才能准确衡量不同国家债务主体的风险，把风险的特殊性转化为可进行价值比较的同一标准信息，体现国际信用交易的公平性。

    二是３大评级机构对欧美国家以外的信用评级，往往建立在不尽客观的国家主权风险评级之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评级在３大评级机构的有色眼镜下长期低于实际水平。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被３大评级机构评为3A级的金融衍生品占75%，并未有效解释次级债的真实风险，同时他们却长期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银行业信用级别评定在较低的水平上，这显然有悖于实际情况。

    三是美国评级机构在国际市场的角逐使其逐步丧失了评级机构赖以生存的公信力。评级竞争规律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结果会按照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将成为国际评级竞争机制的利益输送者。这样，评级机构作为独立、客观的中立机构，就丧失了其本身独立、客观性，必然产生评级滞后和评级结果与债务人不相符合的特征，多次的评级失误使国际评级机构的公信力遭到质疑，评级标准受到进一步挑战。

    ——国内信用评级标准也有待完善。

    一是国内信用评级方法基本处于“拿来主义”状况。由于国内评级机构成立的时间不长，在评级方法上基本上还处于学习、借鉴、模仿国际３大评级机构的相关评级方法和评级技术阶段，缺乏自主研发的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标准。尤其是目前国内主要的几大信用评级，大部分被国际３大评级机构合资或技术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其以借鉴和学习国际信用评级的评级方法和标准为主，与国内企业本身的信用风险特征还有一定的差异，缺乏对国内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内在的风险特征及其形成路径的深入研究。

    二是就评级标准建立的基础——评级数据库而言，由于国内发行债券的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加之缺乏国家级评级数据库的建立和管理以及共享机制，评级数据库建设的滞后也影响国内信用评级标准的建立。

    三是国际目前通行的信用评级技术在国内还难以较好地展开应用。首先，由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发展始于2005年，时间较晚，资本市场还未出现真实性违约，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对评级质量检验的技术和方法在国内很难较好地得以应用。其次，目前债券发行的数量和规模有限，很难用较好的统计和其他数理模型建立起评级操作标准，使这些评级技术的实际应用受到一定的局限性。

    四是评级支持信息的不健全，使国内评级标准的构建受到一定限制。

    重构信用评级标准须遵循四原则

    正是基于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标准的反思和对国内评级机构“拿来主义”问题的认识，我们要大力提升本土评级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文化、能够科学评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客观情况的评级方法体系。而信用评级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各个国家的信用风险往往都有其独特的形成机制，只有对本国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有着更深入的认识，才能制订出更科学、准确、客观、公正的评级标准。

    一是遵循简单性、可比性和公开传播性原则等国际惯例。所谓简单性原则是使评级系统尽可能简单易懂，便于投资者比较违约可能性及可能损失程度；可比性原则是指在同一评级体系中，各种类型债务工具信用等级的解释与含义基本一致，从而使同一信用级别的不同债务工具在风险程度上具有可比性；公开传播性原则是指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评级方法要通过其传播媒介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公开，以使尽量多的投资者能获得相同的评级信息。   

    二是一致性原则。评级作为通行全球的信用风险衡量标准，对各种风险的度量一定是可以比较的，唯有这样，评级才能成为不同信用产品定价的基础，信用才能进行市场交易。为此，应该在评级符号、评价标准、数据标准３个方面坚持其一致性。

    三是深入研究中国行业风险因素和风险形成机理的特殊性，遵循特殊性原则。研究不同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形成特殊性是制定信用评级标准的基础。自主信用评级标准的制定必须尊重各国信用风险形成规律，在评级一致性原则指导下，充分考虑债务国的国情。信用评级方法体系首先是对各行业的固有风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的行业风险特殊性进行深入研究，着重考察风险特殊性对行业内企业信用品质的影响。包括同一行业在不同国家间的风险比较和不同行业间风险的差异比较。

    四是一致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缺乏一致性，信用评级标准的公正性将难以体现，无视特殊性，信用评级标准的公平性也不复存在。制定信用评级标准正是为了准确判断每一个债务人的特定风险，为信用风险交易定价提供依据，而坚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则是为了实现信用交易价值。一致性和特殊性都是制定信用评级标准不可或缺的。

    信用评级标准要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和信用水平发展特点

    构建信用评级标准要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和信用水平发展特点，尤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现阶段我国经济、信用水平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领先于世界水平，结构性失衡使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性较大。其中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资本结构、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内部结构以及进出口差额外部结构的失衡等方面。这就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连贯性、一致性的过程中也不免进退维谷，政策变动相对较为频繁，使得行业和企业所面临的政策风险也较大。

    二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实体经济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日益凸显。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外贸业、制造业等行业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日益凸显，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便是最好的佐证。

    三是国有企业仍占有主导地位的多元化经济格局进一步加强，企业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

    四是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但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企业融资结构不断改善。

    五是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制度逐步接轨，会计质量有所提高。中国多数企业通过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以后，尤其经过股改、上市的发展路径之后，随着信息透明化和信息披露要求的不断加强，企业自身的会计质量有所提高，财务信息失真、失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目前除中小企业还存在较大的会计质量问题之外，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会计质量和信息披露的透明性、严谨性、充分性有较大提高。特别是自2006年逐步推广和实施新会计制度以来，国内企业的会计制度逐步与国际会计制度接轨，更有助于国内企业会计质量信息透明度的提高。

    六是信用环境和社会信用水平不断改善，但信用意识和信用知识的普及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信用经济，良好的信用环境和较高的信用水平是一国经济金融良性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国内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政府大力推动之下，中国的信用环境不断改善、社会信用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人们的信用意识和相关信用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只有一国的信用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才能真正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发挥信用经济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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