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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5日提醒考生，在高考中的违规行为，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6月6日《北京晨报》）

　　又到高考，作弊成为热点话题。信息时代，作弊与反作弊的斗法，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高科技特色。虽然作弊的总是少数，虽然作弊的“魔高一尺”难以对抗反作弊的“道高一丈”，但总有些许作弊者能够成功。一个作弊者得逞，就会影响整个高考的公平。事实上，无论哪种考试，只要充满利益性，都不可能根绝作弊。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的。

　　因此，治理高考作弊，绝对归零是空想，将之减少到最低限度才符合实际。教育部给出了两剂药方，一是依规定严肃处理，一是诚信档案。按理说，这一硬一软，两手兼施应该很有效。但是严肃处理的话年年都说，其威慑性就大大降低，在作弊者眼里，俨然就是麦田里吓雀儿的稻草人。事实上也是这样，按照《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对作弊者的处理，无非是取消其当年全国统考各科成绩，同时给予下一年度不得报名参加全国统考。最“严肃”的，就是天津蓟县的高考弊案，7名学生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获刑，不过最高刑期只有6个月。

　　可见，高考作弊的成本并不高，违规的结果并非“严惩”而是“严肃”。再说高考诚信档案，2005年就已经要求建立。但问题是，在全民征信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势下，高考诚信档案的普适性大打折扣。如果说一个考生的作弊瑕疵不能使其未来的工作生活严重受挫，建档有何意义？可见，治理高考作弊的现有规定，有软硬兼施之形，而无有效治理之质。

　　提高治理作弊效能，除了执行有力，还在于强化惩戒力度，这是至为关键的。至于向考生灌输诚信高考观念，建立高考诚信档案，只能说辅助治理之策，实在是不能够当真。诚信属于道德自律范畴，没有严格的他律作为基础，诚信意识难以入心入脑，诚信习惯也难以养成。

　　所以，治理高考作弊，固然要软硬兼施，但是硬得更硬才是硬道理。在这点上，现代人不仅要学习老祖宗，也要学习人家老外。

　　老祖宗发明了科举制度，因此形成了完备的治弊之策。以早期科举的唐朝为例，若考官舞弊（请托、泄题等）要么罚俸、要么贬谪，玄宗朝记载：“吏部宏词科举人露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稔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扶出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若考生作弊，则不仅取消一次或数次录取资格，还会连坐保人。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僵化为“八股取士”，但是对于舞弊者的惩戒也最为严苛。在明朝，查实科举舞弊，是要掉脑袋的。清朝最严，按《大清律》，作弊考生，要枷号三个月示众，杖一百，最后还要发往边疆充军。最严的，甚至要施以残酷的腰斩之刑，雍正朝就判舞弊的考官河南学政俞鸿图腰斩刑。众人皆知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曾因涉入科场舞弊而差点被杀头，使得鲁迅家庭因此而败落。

　　如果现代人高考作弊的成本像古人那么高，甚至要搭上将牢底坐穿或赔上性命，侥幸作弊之徒恐怕会大大减少。现代文明社会，固然不会盲目拟古，学古人残酷严苛之法。但是法治社会，还是要提升惩治高考作弊的力度，适当提高作弊的违法成本，最起码也要达到让其身败名裂的地步吧。

　　再说学习老外，既要学习人家的法治经验，也要学习人家的诚信体系。但是必须明白，没有法治托底，诚信就是一句空话。

　　治理高考作弊，看似简单，其实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法治水平、诚信意识和执行力，故谁都不能小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