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睢宁县此举，有评论认为政府给公民“评级”是权力越位。评论指出，政府的任何施政行为，特别是直接针对公民权利的施政行为，不论其出发点有多好，都必须经受合法性的考验。如果一种施政行为明显背离了法治的原则，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和多么切近的针对性，都属于权力的越位和错位。

　　论者特别指出，睢宁县用来对不良信用行为人施加限制的事项，比如政审类考察、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助，等等，本身都各有一套评判和审核的标准，有的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这些事项往往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或救济密切相关，政府如果在原有标准之外附加新的标准，必将抬高公民行使权力、获得救助的门槛，从而造成公民权利损失。诚信建设的有效“探索”？

　　也有评论指出，睢宁县主动先于其他地方推行这样一个公民评价标准，实际上体现了重塑公民社会、诚信社会的责任担当，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部分公众也不应该过于敏感，至于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评论指出，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比睢宁更为严苛，一名“不诚信”的公民在某些国家有可能“寸步难行”。因此，就这种举措的创新和前瞻性而言，本质上属于一种现阶段对构建诚信社会的探索，不但不应批评反而应鼓励和肯定。针对“政府本身是被监督的对象，无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观点，评论指出，在市场经济体系发育尚不完善、中立性评价机构尚处于“幼儿期”的情况下，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诚信社会的建设，依然应该是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