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誉永远处于飘逸的动态之中，是信用之灵魂、精髓，信誉维持、推动着信用恒定不变的品性、品行之形成与发展，维持与推动着社会进步，形成社会品格、良心……

                                                                       《信用经济学》郭生祥

    王克勤记者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引发的山西疫苗案仍然沸沸扬扬，按照文章的说法，自从2005年底开始，山西全省的疫苗就被一家名为“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控制。这家企业的性质和资质却都受到质疑，更恶劣的是，该企业在操作中存在问题：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他们将本应低温储存的疫苗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结果导致近百名接种疫苗的儿童患病，甚至残疾或死亡。

    如果报道内容中一切都是事实，那疫苗事件的危害不逊于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报道刊出后，山西卫生部门先是立即回应说“报道基本不实”，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承认疫苗招投标存在问题，却在十几分钟后草草收场，有关领导“惨遭”百名记者的包围，……于是，舆论声讨一步步发酵，正式鉴定尚未出台，一切有罪推定似乎已经成立了。

    但是在暴风骤雨般的讨伐中，笔者看到《财经》杂志在网上的一篇报道，其中质疑了“疫苗未低温储藏——接种疫苗——患儿症状”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依据文章的描述，其中有一部分患儿接种乙脑疫苗之后不久出现了乙脑症状，“这看起来像是因为疫苗灭活、减毒不彻底所导致，”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说，“但疫苗灭活不彻底，只与疫苗的制作过程有关，跟储藏、使用阶段无关。”纪小龙说，疫苗没有按照规定低温储藏的后果是导致蛋白质变性，疫苗将可能因此失效；与此同时，蛋白质变性后将会有更强烈的致敏性。“蛋白质致敏，一般情况下导致的症状是发烧，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休克，最严重的将进一步导致死亡。但这些症状都是在疫苗注射后短时间内发作，不太可能拖长到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

    而报道中重点描述的患儿（王小儿），是在接种疫苗后一个星期出现初始症状、一个多月后病情加重进医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救治之后才死亡的。更多患儿表现出五花八门的症状，其中有一位，症状描述甚至有点类似于遗传疾病“亨廷顿舞蹈症”：“目前咬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

    《中国经济时报》随后又发表声明：“本报的报道并未对近百名患儿的死、伤必定系由疫苗导致作出判断。”

    在狂热的批判中，回头看看这篇报道，可以理出大致的逻辑：卫生部门与一家资质不足的企业勾结，生产出一批所谓疾控专用的疫苗，疫苗在储藏和运输中出现高温暴露，导致疫苗质量出现问题，引发了注射后的系列病症。

    然而，仔细分析其实不难发现一些问题：1，数字上的不确定，在该报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记者“收集到了70多名患儿的病历等相关资料，并对其中36名患儿家属进行了面访。”在报道中列出来的疑似病例为15名，而且每名患儿的情况不同，这种数字上的夸张虽然造成了不小的新闻效应，但缺乏实证精神；2，因果关系模糊，文中提到的病例中，发病时间最早的在两年以前，高温暴漏后的疫苗与这些症状的关系可能非常复杂，比如时间最长的是注射疫苗后一个月出现奇怪症状，15名患儿中哪些是因为疫苗失效造成失去保护而致病？哪些是疫苗致敏？哪些是其他病症？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根本无从判断，那么将高温暴露与症状直接建立联系其实是有风险的；3，新闻源单一，在关于卫生部门与华卫勾结的部分中，几乎全部材料都来自陈涛安，这种单一新闻源的报道方式存在巨大的风险，如果矛盾的另一方不接受采访，也需要第三方来作为材料的印证。

    不过，这个时候再来探讨新闻的技术问题是无力的，已经形成的新闻事实是，舆论的已经基本导向了卫生部门的有罪推定，即使正式的报告还没有出台。

    面对一篇并不高明的报道，有关部门本来有机会通过医学常识回击报道的逻辑。然而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地方卫生部门选择了回避，结果被记者围堵，之后是卫生部展开调查。群情愈发激奋，舆论激昂的情绪已经彻底盖过了事实本身。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一篇本身存在逻辑和知识漏洞的报道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引导这场舆论风暴？

    第一个原因，在山西的公共卫生部门中肯定存在问题，王克勤即使打不中要害也足以敲山震虎，这不已经承认招标有违规行为吗？

    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篇报道的内容切合了当下对公权力的恶意想象。直白一些说，公众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些地方职能部门存在漏洞，信用缺乏的危机才是造成舆论怒火的“干柴”。借用郭生祥在《信用经济学》中提出的理论体系，“互动关系——信用资源——信用关系”，信用关系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即是说，目前在公众与地方卫生部门间的信用关系是恶性的，在疫苗事件之前的种种互动中，公权力已经挥霍掉自己的公信力，在恶性的互动中，与公众形成恶性的信用关系。

    这才是这次事件真正可怕的一点，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危机，根本上说是一场公权与民众之间的信用危机。就像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样，“信誉永远处于飘逸的状态之中”，从牛奶的三聚氰胺事件，到最近刚刚曝光的一次性筷子生产链，波动的不光是民众脆弱的神经，还威胁到生命的健康安全，更是在透支着公权力的公信力，借用郭生祥先生书中的一句话，“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