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标准普尔目前在中国的评级业务怎么样？之前有报道说评级行业将被纳入《征信管理条例》规范，这会对贵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有什么影响吗？

　　周彬：我们自2003年开始在中国建立办事处，并在2006年获批在北京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在评级业务上，我们目前没有进入国内债券评级市场，主要是对在国外发债的企业或金融机构进行评级。

　　我们也了解到监管部门正在制定《征信管理条例》，来规范中国资信业的发展，虽然条例的具体内容现在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它的出台应该会积极促进中国征信制度的完善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至于这个条例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少，要取决于其是否适用于国际标准的评级，因为如我之前所说我们还未开展国内债券评级。

　　记者：有人说外资在中国评级业务中的占比高达80％，你对此的感受是？

　　周彬：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们根本不做本地评级，所以我们在中国国内债券评级市场的份额为零。作为国际评级机构，受我们评级的大多数中国企业或银行都是需要在境外发债，或希望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像国内的公司债评级我们都不能做。

　　记者：贵公司与上海新世纪的合作进展如何？穆迪和惠誉分别持有中诚信和联合资信49％的股份，你们也有持股打算吗？

　　周彬：目前双方还是技术上的合作，还在认识并互相熟悉的过程中，至于合资事宜尚无计划。

　　记者：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受到了很多指责，对于这方面，你怎么看？

　　周彬：一直以来评级机构不断受到指责，要么因为反应过慢或过快，要么因为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这对于预测未来事件的企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恐怕整个市场对评级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我们的评级工作给出的是对债券或发债人信用风险的意见，揭示违约的可能性，并不是债券买卖的建议或是否适合任何投资者的看法，也不能作为流动性、波动性及市值的衡量标准。

　　记者：你认为在这次危机中有什么需要反思？

　　周彬：当然有一些教训是需要我们铭记的，我们没有能够预见到美国住宅和抵押贷款市场恶化的速度与程度，我们还认识到在对很多美国RMBS和CDO评级中使用的部分假设与基础资产的最终表现并不一致，今后我们将以更保守的态度来对待评级工作。不过现在，我想市场对我们存在一定的误解，我们要先努力恢复市场对我们的信心。

　　记者：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对评级机构加强监管，你怎么看？

　　周彬：对此我们有两点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认为评级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环境，从而令市场受益。现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我们的评级工作通常会涉及到很多领域和不同的国家，比如说，要是美国跟欧洲的监管条例不一致，那对评级工作的监管具体要怎么进行呢？所以，监管框架应力争保持全球统一性，这也有助于不同监管机构共享信息。其次，我们主张监管机构应该将监管的重点放在评级流程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上，他们应该促使我们在评级工作中有独立的意见，而且不能直接干预评级的结果。我们一直对自身的分析方法和推测能力很有信心，所以我们相信自己基于专业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