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可以明确，给农民发放贷款，风险很低，农民的金融信用程度最高。”这是吉林省省长韩长赋说的一句话。这位曾经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韩长赋，其实名声大震还是得益于他的专著《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2009年3月8日《法制日报》)
　　
　　韩长赋只是讲了句大实话，农民是最讲信用的。农民讲信用，除了乡风纯朴，农民天生质朴，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被市场经济中的尔谀我诈所污染。农民讲信用，还在于农民生活在农村熟人社会，大家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保。在我们村里，乡里乡亲借点钱从不用打欠条，不用怕人赖，借了钱不还，也就丧失了在村里的信用。大家都讲究一个脸面，“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讲信用的人就会被村里人唾弃。信用道德是乡村追求信用的最高境界，也是维系邻里和睦、农村和谐的纽带。没有这种维系的纽带，这个村就会乱七八糟，鸡犬不宁。
　　
　　农民是最讲信用的，这个结论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数据证明出来的。最早的数据，要数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创办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GB），农民还款率85%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等人1994年引入并复制的GB模式，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农民还款率90%以上。孟加拉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国情不同，但从体制来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还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弱势群体虽然贫穷，但却努力维护着信用二个字。无论是孟加拉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农民都是良心未泯的最后一块阵地。
　　
　　当然，农民最讲信用，只是从小额贷款来证明的。因为农民也只能小额贷款，如果贷款几万，甚至几十万，乃至百万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国城乡二元制构成的原因。中国目前实行城乡分割的房地产制度，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居民和企业可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由此，城市居民的住房经由建设部门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国土部门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可进入市场交易。而在农村，中国现行法律和政策规定，农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能在本村流转，造成农民住房长期不可交易，相应的房屋权属登记系统也极为滞后。农民与城市最大的差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房产可抵押贷款，而农村居民的房产就不可能抵押，在致富的道路上，就产生了城市居民是长腿，而农村居民是短腿的效益。这种“长短效应”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富人与穷人的收入进一步扩大。
　　
　　尽管农民信用最高，但农村金融问题似乎边缘化了，社会对这一问题并不重视。在农村吸收存款的多，放贷的少。给农民贷款业务量大，成本又高，一家贷几百元，多的也才几千元，户头多，收益薄，这是金融单位不愿与农民打交道的根本之因。而农民想贷一大笔钱去扩大生产，金融单位又不敢冒点风险。就是农民花十万元建的房子抵押贷款一万元钱，也贷不了。由此，我想起了温州，温州的发展，应该说非正规金融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什么不准许农民提供非正规金融服务呢？实在找不出理由。我看最大的理由是农村金融垄断有丰厚的利润，利益集体在国家的天平上比农民更重要。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资金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融资问题。允许农民房抵押贷款，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就能盘活农民住房资产，并使之变为“资本”，并逐步发展壮大。令人困惑的是，，既然农民最讲信用的，我们的金融部门为何对农民扶持却总是缩手缩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