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对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5日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做了统计分析，共有395家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组织被记入“黑名单”，较往年有大幅增长。受罚主体和处罚力度等方面也都出现了新变化，提供虚假材料依然是供应商们的“顽瘴痼疾”。

　　“入黑”主体呈现多元化

　　据统计，从2017年至今，被列入“黑名单”的主体共395个，其中，2017年全年的“入黑”主体有277个，2018年前五个月的这一数字为118个，“入黑”主体包括378家企业、10家招标代理机构和7个其他经济组织。记者发现，较以往不同，这次的名单里多出了几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深圳市罗湖区至善社工服务社”、“深圳市乐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宝安区幸福人家社会工作事务所”、“深圳市罗湖区晨曦社会公益服务社”、“深圳市美德社工服务社”、“深圳市罗湖区鸿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陆川县陆宝园区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针对上述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王丛虎告诉记者，2016年12月，财政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规定，“其他组织”是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这种现状说明，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服务社”这种社会组织正在逐步地参与到政府采购的活动中来。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财政部门的监管也愈加全面，不管是哪一类供应商主体，一旦违规，全部依法处理。

　　受罚对象多样化，执法主体也有“多维度”。在近400条的记录当中，从执法部门看，由财政部进行处罚的企业共12家，占总数的3%；其他案件则由各省、市县财政部门处理。另外，记者还发现了3条不一样的记录，对“广东澳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佛山市美涂士家居饰品有限公司”、“广州弘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家企业进行处置的执法单位是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佛山市顺德区财税局。针对该联合执法的情况，相关专家指出，不同的部门拥有不一样的管理权限和处罚依据，当供应商的违法事实触犯了这些执法单位的“规则”时，就可能会受到多个部门的联合处置。但该专家仍建议，“谁主管谁处罚”、“一事一罚”应当是未来执法遵循的原则。

　　“打黑”力度进一步加强

　　针对这些违法失信主体，各级执法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触及“红线”的单位进行了相应的处理。违法失信单位均被列入诚信记录，且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395个受罚主体中，被“禁赛”一年的占比最多，为64.8%；被“禁赛”两年的占总数的20.8%，三年内不得参加政采活动的主体占13.4%。其中被“禁赛”三年的主体占比有较大提高，2017年上半年被“禁赛”三年主体占总数的8%。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主体还被罚款，罚款数额在几百元到几百万元的区间内，占采购金额的千分之五至千分之二十左右。

　　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入黑”企业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但上述不同程度的处罚措施又是依据什么呢？王丛虎告诉记者，各地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像深圳就有《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各省市将根据当地办法和违法事实决定裁罚的力度。

　　此外，王丛虎认为，“黑名单”记录的是违法失信行为，但折射的却是我国诚信体系建设取得的进一步成绩，其中，“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便是一项重要内容。

　　“进黑”原因仍以提供虚假材料为主

　　从处罚原因看，提供虚假材料仍为“入黑”企业受罚的主要缘由，占比约达55%。如，供应商提供伪造的“环境管理体系符合标准证明”、“守合同重信用资料”、“个人资格证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等。其次，供应商因“串标”行为被罚的也不在少数，占比约为30.4%。还有28家企业因弃标、拒签合同、不能履约而被列入“黑名单”，所占比例也达到了7%。另外，记者发现，招标代理机构的受罚因素多为未按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编制“评标办法”、未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专家、招标文件未对中小企业产品给予价格优惠，未按合规程序处理投诉等。

　　对此，王丛虎建议，随着国家诚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整个社会法制氛围的愈加浓厚，违法失信主体受到的制裁力度也会随之加强。供应商、评审专家都有义务学习法律、遵从法律，并引以“黑名单”为戒，从而实现与采购人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