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推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及互联互通,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构建信息 ...
2014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推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及互联互通,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构建信息共享机制,让失信行为无处藏身。其实,早在2013年10月1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起,惠州已先后把3546名“老赖”送上了最高法院的曝光台。重拳之下,无所遁形。现形之后,“老赖”收手了吗?还有多少人纠结于“老赖”、“小赖”难题?又有 哪些有效措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怎么做?
目前全国共185万多“老赖”名单于网站曝光
打开最高人民法院网站,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直接进入全国执行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各地的“老赖”一目了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目前,全国共有185万多名自然人在这里曝光,其中“惠州牌”有419个。
日前,记者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只要是经法院判决生效的被执行人将全部录入最高法院的“被执行人名单”,而只有以下情形的才会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名单。如,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出现伪造证据、转移财产、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违反限制高消费令……换句话说,只有真正的“老赖”才会被放到最高院排队曝光,并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审批、融资信贷等信用严惩。
2013年截至现在,惠州先后曝光了3014个自然人和532个法人及其他组织,合计3546人(个)。通过全国执行网可以清楚看到“老赖”们的姓名、身份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生效法律文书和具体情形等等。可以说,“撕脸”动作毫不手软。不过,因为这是全国统一的曝光台,同名同姓的人非常多。记者随机输入 “孙杰×”,全国被执行人有727个,而失信被执行人就有62个。
基层法院有啥招?
在微博微信开设“老赖曝光台”
如果“老赖”们抱着一丝侥幸,认为全国统一的曝光台不够直接和接地气的话,看看基层法院的立体、持续、高分贝曝光吧。
2014年9月5日,博罗法院首次在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开设“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第一个 “老赖”曝光后,在知情人士帮助下,法院很快找到了远在深圳的某建材公司改头换面后的新公司账号,3天后成功收账20万元。随后又有89名被执行人在曝光前主动还钱,成功执行标的额368万元。
今年春节前,李×在海南度完假准备买机票返回广东过春节时,被告知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而无法购买机票。无奈之下,李×乘车回到惠州第一件事就是到博罗法院交清执行款,消除黑名单。
今年8月,邵×泉、陈×燕的头像、姓名、身份证号、住址和2900万元被告应付款的信息,出现在博罗法院手机报的曝光台上。同时收到这条手机报信息的,还有当地党政领导班子所有人员。该院执行局局长林宝团说:“这个措施从5月份实施以来,每周一晒,定期推送,让这些向来注重脸面的‘老赖’们在党政机关前脸面丧尽,一大批躲猫猫式的疑难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显示了强大的震慑力。仅一个月时间,就有4个 ‘老赖’主动来法院还钱,还有12个被执行人主动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博罗法院还在县中心商业广场80多平米的LED大屏幕上,直接曝光“老赖”尊容。
联合公安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在博罗,就要创造这样一个被执行人‘不敢赖、不愿赖、不能赖’的法治氛围。”博罗法院院长黄志强表示,“接下来还要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治力度,通过与银行、海关、酒店、民航等部门建立联网限制机制。”
据了解,去年以来,博罗法院向各商业银行发出了放贷、办卡风险提示函,建议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或办理信用卡时,登录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对尚有未结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审慎发放贷款。今年6月,该院成为广东省首批开通“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法院之一,能够直接在网上实现对全国范围内的商业银行存款的快速查询、冻结和划扣。同时,对一些有履行能力却故意规避的执行人果断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对于“宁可拘留也不给钱”的赖账行为,法院联合公安、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对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和暴力抗拒执行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该院执行局副局长罗春华说:“以前,对那些铁了心要赖到底的被执行人,法院辛辛苦苦跑完各个单位做完 ‘五查’,仍没有查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就无计可施了。现在通过发布限制高消费令、限制出境等措施,可以有效让被执行人为他们的失信付出高昂的信用成本。”
近两年来,博罗法院将14名“老赖”移交公安机关,一名被执行人听说法院准备将案件移送刑事立案后,立马将30多万元执行款一次性付清。博罗法院用互联网思维拓宽了执行思路,用高分贝最强音唤醒装睡“老赖”,取得了明显成效,被最高法院确定为“有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示范法院”。
还有哪些新招?
查控分离避免办案时各自为战无序重复
在惠州报送到最高院的3546名老赖名单中,1135名由惠城区法院推送,占了三分之一。而惠城区法院的执行案件也占了全市三分之一以上。
“每年3000多宗执行案件落在仅有28人组成的执行团队里,案多人少压力大,怎样保质保量完成执行任务呢?”惠城区法院执行局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从工作实践中摸索了一套对付 “老赖”的有效办法——查控分离。
该院率先在全市辖区法院中成立执行指挥中心,负责新收执行案件的房产、国土、车辆等财产的集中查控。这种执审分离的好处是审者不执、执者不审,通过细化分工,集约化操作,避免了各执行法官在办案时各自为战、无序重复的现象。该执行局局长陈仲尧说,申请人在立案阶段就可以申请财产保全,执行指挥中心根据执行法官交办的存款、房产及国土查封、委托执行等事项,在最佳时机提前介入,把立案、审判和执行无缝对接,变被动执行为主动执行,有效提高了执行率。
由于城区财产登记较为明确,惠城区法院每年还有150万元作为法律救助金。加上执审分离这一有效的机制改革,尤其是最高院“总对总”、省高院“点对点”银行存款查询系统双轮驱动,利用网上银行冻结,远程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加强与房产、国土、车辆、工商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依托信息化等手段,有效保障了执行到位率。
不过,陈仲尧也坦言:“执行问题在中国似乎先天不足,因为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尚未完善,假买假卖转移财产、甚至暴力抗拒执行比比皆是,还需要各单位理解和支持。对于有偿还能力而规避执行的,除了曝光之外,还将移交公安机关。”
据透露,今年惠城区法院对7人采取了拘留措施,边控5人,限制高消费30人,扣押车辆10次。主动执行案件1291宗,结案率为61%。
曝光后,“老赖”怎样了?
九成“老赖”退出曝光台
除了那些被送上曝光台的“老赖”以外,我们身边其实还潜藏着很多在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里暂时查不到的“老赖”。
据惠东一商城业主郭先生介绍,早在2012年,惠东某商城近千业主就开始集体维权。至今三四年过去了,“老赖”们去哪了?不少业主、租户拿着法院判决书,申请了强制执行。可是人去楼空,徒留一纸判文。郭先生是最早维权的业主之一,因为开发商拖欠租金一事2012年已经诉诸法庭,当时经过法院调解,开发商法人代表杨×恒承诺返还业主租金,业主不再追究滞纳金。但《调解书》拿到手后,事情不了了之。至今3年多过去了,仍然无法执行。随后,郭先生联合了200多名业主再次上诉,结果仍是打赢了官司输了钱,什么都拿不到。更让业主们不解的是,在“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里,居然找不到这个“老赖”。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科负责人黄陈谦对此解释说,被执行人的信息会全部录入到最高院“全国执行网”。但失信被执行人的录入,也就是曝光“老赖”是有选择,也是有变动的。比如有些被执行人实在没有偿还能力,或者已经开始积极偿还债务了,态度也比较好,曝光只是威慑、惩戒“老赖”的执行措施之一,目的在于通过职能部门协助人民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有关活动限制,促使其自觉履行法律义务。根据《规定》,失信被执行人履行了法律文书确认义务,或达成执行和解,或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都可以将其信息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从数据看,近九成遭曝光的“老赖”变乖后都退下了曝光台。
提醒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慎防“小赖”变“老赖”
黄陈谦提醒,不管遭遇“老赖”还是“小赖”,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守株待兔,而是积极配合执行部门。一般来说,申请人更加了解被执行人都有哪些可执行财产、有哪些行为习惯等,一旦发现线索及时通知执行人员。这样,控制“老赖”成功执行的胜算也大些。一旦发生纠纷,申请人要注意保护好证据,及时起诉和采取保全措施,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只有从源头减少“老赖”的生存空间,社会诚信体系才能逐步净化和完善起来。
记者手记
比“老赖”更可怕的是“老赖”思维
在采访中,有一件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妇女在法院拿到判决书的时候,突然一边把判决书撕掉,一边猛打自己,然后报案说 “法官打人了”。她想用这种方式躲避法律的制裁,但在视频全程监控之下,这种赖法显然太过初级也是难以得逞的。还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 “为什么拒付帮其拓展业务人员的费用”时,其冠冕堂皇地说:“因为对方说了公司的坏话。”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 “老赖思维”啊!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 “老赖”、“小赖”们以各种无知或故意阻扰司法的正常执行,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人道德诚信的缺失,而是整个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的危机。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任强说:“一个人欠别人的债务并不可耻,但是在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拒不清偿,想方设法躲债赖债,甚至在法院裁决之后,还要狡诈逃避,这当然就不是其个人的私德问题了,而是对法律制度的一种蔑视和对抗。对这种‘老赖’,不仅要在道德层面进行谴责,还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