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淑芹在河南省工商联举办的企业诚信建设活动上作相关报告时说，企业有N种死法，失信虚假是最快的死法。他 ...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淑芹在河南省工商联举办的企业诚信建设活动上作相关报告时说，企业有N种死法，失信虚假是最快的死法。
他做生意靠“傻”赢得市场
一个人一旦成为某一类标杆或者身上贴有显眼标签，他就可能变成万众瞩目的人，一言一行成他人眼皮下的事。这种活法很累，要求你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当然，若你演技很高，可以瞒天过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没有演技的王西志，就只能靠“说啥就去做啥”的方法，去应对身上的标签。
身为郑州八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是河南省豫东商会执行会长，在圈内是有名的讲诚信的人。
王西志以卖车漆起家。他的一位老部下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众多行业尔虞我诈行为极为普遍，车漆行业尤甚，掺假盛行，但王总没有投机取巧，最终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路。
王西志则是这么说的：金钱会迷惑人的双眼、蒙住人的良心，了解化工产品的人都知道，车漆是中间品，拿来就可以兑着用，可真品一升一百多，假的只需二十来元，差价好几倍，当一桶假漆利润超过五桶真漆的且还供不应求时，卖真货的人就成了别人眼中的傻子。傻就傻吧，以一颗“傻心”做生意不赚钱但总不至于错。
他的确没错，没资源没背景的他依靠傻劲，获得了杜邦这个大品牌的青睐，成为河南地区代理商，宇通客车等都成了他的客户。他的八方实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生意人王西志把诚信看得比什么经营理念都重。学者则称，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信用经济。
以诚信为标准，王淑芹对企业人士的称谓做了细分，有三种：资本家、商人和企业家。
她说，资本家，是压榨和剥削的代名词，指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人；商人，是完全利益驱动，有利就做，视利润为第一位的人；企业家，则是因具有社会使命感而做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富有社会责任。
有了这个概念区分，她指出当今世界各地的市场经济，其实也就是企业家们的信用经济。
“信用经济是以信用为交换媒介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过程中，债权人以有条件让渡的形式贷出货币或赊销商品，债务人则按约定兑现。”她说， “我信任你守信，从而实现财富增长。”
她告诉企业家们，信用经济的赊销、赊购、预付款、贷款、融资等交易，都是有条件让渡的价值不同步实现的交易形式，债权债务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所以说，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交易。换言之，没有债权人对交易安全的确信，信用交易将无法实现，交换离开信任就无法进行。
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她认为谷歌是信用经济的最明显体现者之一。
1998年，还在斯坦福上学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两位谷歌的创始人）找到大卫·切瑞顿（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就在后者家中的门廊展示了他们的创业项目。切瑞顿教授和他的朋友安迪·贝托谢姆当场开出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支持这家还没有走出宿舍的小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谷歌公司。
“信任成就谷歌，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的信任，为切瑞顿带来近10亿美元的股票回报，也帮助谷歌公司赚取第一桶金，并实现在2015年市值达到3677亿美元。”她说。
中国民企信用先天不足
王淑芹称信用、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王西志凭借直觉、依靠诚信成就了一番事业。
“企业盈利需要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包括先进技术、具有协作精神的创造力团队、良好信誉等。”王淑芹说，诚信是优秀企业必备的品质。缺乏诚信，企业不能长久，短命企业，而且不可能壮大发展成优秀的企业。百年企业、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有自己经营的特色，但诚信经营是共同的。
而企业如果失信虚假，则是在主动找死，并且是最快的死法。这方面她以中国三鹿为例。由于它造假不诚信，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在媒体曝光后，该公司于2008年破产。
信用经济如此重要，中国企业的信用表现如何？根据她的说法，中国民企信用与国企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经济实力是信用的经济保障。国有企业经济实力强大，乃至有国家作为后盾，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在大家心里信用就比较高。大多民营企业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因为经济实力是实现信用的物质基础或客观基础，即信用能力，所以信用就不如国有企业。”她说。
她认为，信誉、名声是信用的人格保障，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在中国具有天然信任度，具有优势，而民营企业的信誉、名声参差不齐。另外，国有企业在人们心中往往是集体的代称，而民营企业多是个体化，人们对集体的国有企业比个体化的民营企业更信任。
有了这些先天不平等，王淑芹建议当今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不仅要弥补资本上的弱势，还要改变在诚信上给外界传递的弱势感觉。
制度建设是诚信建设关键
王西志说，他在生意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仅靠个人去维系社会诚信是不行的。
王淑芹说，目前，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欺诈失信行为的严惩相比，我国的外围法对欺诈失信行为的惩罚规定，存在着刑罚程度偏低以及后果论定罪问题。欺诈失信成本和风险低下的现实，在客观上就产生了“纵容”非诚信行为的道德悖论。
她建议我国应该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惩戒防范机制。
好在国家也开始在制度上努力了。去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中央文明委印发了《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已经把诚信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作为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