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讯 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11月4日在《新世纪》发表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坚决抵制陈永洲事件中暴露的权钱交易、新闻寻租现象。此文引发媒体同行抵触，10日，胡舒立就此再度回应。

　　胡舒立称，中国的多数媒体因为拥有官方背景，其实是“准公权力”。

　　“记者或所在媒体放弃基本职业标准，为数十万及至千百万元私利，一意摧毁年收入在数百亿的企业，这显然不能算是小恶。”胡舒立坚称。

　　以下为胡舒立回应全文：

《新闻寻租不可恕》之后

胡舒立

　　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发生，我代表财新，在“舒立观察”这个社评性栏目发表了《新闻寻租不可恕》一文，不期引起轩然大波。我仔细读了财新网原文后面 汇集的600多条微博评论，也仔细读了一些较长的评论文章，其中有赞同也有批评，我想在此回应一下批评。

　　反对者大多批评我“泛道德化”，其看法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担心新闻自由遭受打压，关心法律的程序正义，由此引出各种结论。第二类则觉得记者拿钱写稿，或是报社收钱后以新闻版面为企业谋利，是理所当然，也由此引出各种结论。两类兼有者也不少。

　　对前一类指责，我无意自辩与争辩。我觉得这类批评者属于朋友，我和他们一样关心新闻自由和程序正义。朋友之间可以求同存异，我们有大同。

　　后一类，我则不仅愤怒而且吃惊，甚至有些悲哀。当年财新登“达芬奇案中案”、“有偿IPO” 也是业内轩然大波，微博众说纷纭，但多数都认同我们的原则主张，绝没有这么多人公然站出来说拿钱有理。这回可能是借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光，找到了自甘堕落的理甶。持此类见解的人如此之多，表达如此之坦白率性，我以为是行业之耻，也为行业未来担心。

　　此外，在这次对《不可恕》的批评讨论中，许多人忽略了文章后半部的两个关照点，我想在此做些展开，略做强调：

　　其一，中国的多数媒体因为拥有官方背景，其实是“准公权力”。

　　媒休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中国的多数媒体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其实具备“准公权力”性质，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则极易发生在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套利”行为，在报道受到质疑时，以“弱势群体”的面目博取同情；被确认违反职业操守乃至国家法规时，又拥有一定的保护。

　　当然，这种情况在官方背景更为强大的媒休中，则更为恶劣和典型。财新报道的有关央视的“达芬奇案中案”只是案例之一，我想许多人都比我知道更多的类似故事。

　　其二，媒体有多重要，媒体腐败就有多可恶。在财经新闻领域同样如此，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市场体制建立和商业社会成长。须知中国企业发展和市场公平的建立，需要一个比较干净的舆论环境，而以“准公权力”身份出现、搞“有偿沉默、敲榨有理”的媒体，其实在动摇市场根基。

　　通俗些说，媒休因为效益滑坡，或是记者因为家中不够富有，就从企业手中拿钱而出卖职业伦理，其破坏性绝不是冉阿让去偷一个面包。客观持平的批评报道怎么采写，大家都有常识，记者或所在媒体放弃基本职业标准，为数十万及至千百万元私利，一意摧毁年收入在数百亿的企业，这显然不能算是小恶。更不消说此类行为的负外部性。

　　据此，我认为类似新快报陈永洲那样的涉嫌新闻寻租事件出现，理应一査到底，而且相关主管部门也应担责。当然此类涉嫌腐败事件不可能始于新闻界，也不会止于新闻界，查清真相公之于众至关重要。

　　中国的新闻寻租正在愈演愈烈，当然有深刻的制度性根缘原因。这与政府中的贪官现象及制度根源可有一比，但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这个行业本已扭曲的制度安排，在整个国家的市场化逬程和互联网冲击中更其扭曲，这使新闻寻租及宣传寻租有一种制度性必然。而改革新闻寻租之根，会是非常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当为所谓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痛中之痛。不过我们总不能轻言放弃，因为转型中的这个国家如此 需要真正的新闻。

　　《不可恕》的结尾也议及此，这样说：

　　“经济学证明，消除价差才能杜绝寻租。中国媒体缺乏独立客观的土壤，导致价值混乱，逆淘汰现象突出，除行业自律，最终还是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发展成长。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记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自尊自持。

　　无疑，这有赖于新一轮全方位改革。而我们则应从自己脚下做起。”

　　此文也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