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委员王永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将于6月中上旬红监会的上半年年会上,把重查“郭美美”的提案交到大会上商议,倘若多数委员都同意重新调查,将迅速开展工作。

　　红会也表示无权干涉红监会重启调查“郭美美”。那么,为啥要紧盯“郭美美”不放?红会和红监会到底是何关系?红监会能否实现“铁腕”监督红会,需要启动哪些程序?红监会的调查结果可否强制红会执行?

“解铃还须系铃人”,拟重启调查就是想解开“郭美美”之谜

　　“必须给公众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真相。”王永说,红会的信任危机由“郭美美”引起,“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前红会发布的1500多字的书面调查报告,虽然也说清楚了情况,但调查的整个过程不尽公开透明。广大网民包括他自己,都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不了解,“郭美美”始终是一个谜团,拟重启调查就是要“解谜”。

　　王永说,自己确实没有得到集体授权,这个想法也没有上升到集体意志,最初是由他和刘姝威两位委员在微博上发起倡议,后来又有黄伟民、吕红兵两位委员也表示赞同调查。只要把此意见提交红监会集体进行表决,获得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委员赞成就可以启动调查。

　　若调查启动,王永建议要征集一些志愿者作为调查组成员,进一步扩充监督力量。他希望通过红监会的独立调查,建立良好监督机制,发挥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在有效的时间空间里达到真正监督慈善机构的目的。

红监会是否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

　　为加强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进一步推动公开透明,红监会于2012年年底成立。

　　红监会能否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国红十字总会相关负责人在其成立大会上就曾表示,委员是否具有社会化、专业性和独立性,是第一次对委员遴选过程中的主要考量因素,16名委员遴选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红监会的委员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确保调查的独立性。”王永介绍说,第一批委员是由红会发出邀请,从第二批委员开始,决定权就转到了红监会,不需要得到红会的批准,红会也无权干涉。

　　至于谁来监督红监会,王永表示这要交给社会公众的眼睛,他们所有的调查和监督都要透明公开。作为红监会的委员,责任很重大,这涉及自己的声誉、信誉问题。而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监督委员会有一套评价和退出机制,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不能真正忠于职守,就不会拥有这个荣誉。

红监会有没有铁腕的监督和执行措施?

　　王永说,红监会对红会的监督虽然没有铁腕措施,但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红会对红监会提出的不少质疑和批评都进行了积极回应。

　　比如,在这次的芦山地震中,红监会要求红会所有捐款信息公开,让每一笔善款有据可查,总体看做得还比较不错。另外,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通过红监会的介入,也都得到了有效澄清。

　　最近,有公众反映北京的红十字会有捐款摊派现象,红监会也立即督促调查,并进行了整改。

　　在王永看来,红会要想走出信任危机,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虽然还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但这不是逃避的理由,必须让公众看到红会进步的诚意。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善款的持有者,这个组织离不开监督。只有让每项工作都在阳光下运行,爱心才不会被挥霍,大家可以通过红监会的微博、网站和电话进行监督。

红会重塑公信力需要“时间表”

　　现下的红会,和经历地震灾难的芦山一样,也处在亟需重建的阶段。红会重塑公信力,既要争分夺秒,也不能乱了手脚。重塑一个“经得起八级质疑”的红会,需要红会自身的涅槃重生,同样需要公众多一点耐心。

　　砍树容易栽树难,信任重建急不来。红会的信任危机源头在于“郭美美”事件。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红会透明度和专业性方面的表现与公众的期待仍有差距。除了运作模式外,制度建设落后,以及与群众的距离感等,都是不可不破的症结,红会要真诚接受公众的质询和批评。

　　对于公众而言,一味指责显然无助于中国现有的慈善工作。此时,少些带有成见的抹黑和批评,多一份冷静和理性,让慈善回归“平常心”,也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