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记者陪同老张再次来到“辽宁九九企业”，负责人陶延明声称“我出差了，在外边，等我回去再说”，并随即挂断电话。当再次拨打电话时，手机便处于无法接通状态，6万元仍然没有讨到。 明星记者 栾俊学 摄

　　坚守6年，孤身一人往返沈阳铁岭近百次，自掏腰包近2000元，还向兄弟姐妹借了12000元垫付工资，张凤义为的就是找开发商拿回30多位工友们剩下的那6万元血汗钱。

　　要知道这6万元里面真正属于他的那部分工钱只有2300元。

　　这就意味着他这样“折腾”类似在做“赔本”买卖。但是老张说，这样做只是为了两个字——“诚信”。

　　昨日清晨，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家住在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的张凤义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再次离开家，踏上铁岭开往沈阳的列车。

　　忙活俩月 一分钱没拿到

　　“2005年，我来到沈阳给辽宁九九房地产开发公司安装钢窗。工程干了俩月，最后这个公司给我们一张10万元的支票。 ”昨日，张凤义向记者回忆道。

　　然后，在当年12月支票到期后，张凤义并未收到应更换的新支票。“公司总经理陶延明跟我说，现在他们没钱，只能晚点儿再付工钱。 ”

　　2006年春节过后，陶延明却告诉张凤义工程剩余部分不需要他做了，同时10万元工程款也并未支付。“那可都是我们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啊! ”张凤义说。

　　讨薪六年 花费近2000元

　　张凤义今年49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经常在外地打工，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号召力和威信，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也都特别信任他。“这次给辽宁九九安装钢窗的活儿就是我领着老少爷们出来干的，眼看辛苦了几十天，最后一分钱血汗钱都要不回来，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大家。 ”张凤义说。

　　此后，他带着一些工友来到沈阳讨工钱，可是钱不光没要到，跟他一起讨钱的队伍却日渐萎缩。“头开始还跟着来，后来看到没有希望大家就不跟着了。 ”

　　不过老张没有放弃。尽管没人陪伴，他还是坚持来沈阳找陶延明要钱。“以前我总坐4块5的火车来沈阳，后来这趟火车停了，我就坐5块5的车，能省点儿是点儿。 ”老张说。

　　这6年间，张凤义光花费在路上的钱就有1000多元，加上电话费等支出，总计将近2000元。

　　讨钱不成 脑血栓发作

　　一次次怀揣希望来到沈阳，又一次次心怀痛苦和无奈回到铁岭，张凤义得到的回复几乎永远都是：“晚两天给你”。再然后，就是一次次无法成为现实的空头支票式的承诺。

　　“他脾气本来就不好，加上总是要不着钱，村里的人却光来家里要钱，他就暗中生气，然后就得了脑血栓。 ”张凤义的妻子刘井波说。

　　2008年秋天，张凤义突发脑血栓，“我当时都瘫在床上了，医生说我这个病很严重，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 ”张凤义说，他听到这话时第一反应是“完了，以后再也不能去沈阳要钱了。 ”

　　然而，张凤义却奇迹般地恢复了。不过，他现在仍有一定的脑血栓后遗症，口齿不太清楚，有好多次在沈阳向路人问路时，路人都先说：“你这喝了多少啊? ”

　　身体刚见好转，张凤义就又往沈阳赶，“钱总得要回来，不要回来，大家会说我没有信义。 ”

　　钱要不回来了 我也得给上

　　在剩下的这6万元中，只有张凤义2300元，其余最少的欠人不到2000元，最多的不到7000元。“这中间有几个人家里条件实在是太困难了，有个叫卢立山的，父亲有病等钱急用，找到了我，我当时就答应先给他把账结了。 ”张凤义说。

　　此时，妻子刘井波说：“我们其实哪儿有钱，他找他姐姐和弟弟借了12000元，先自己把钱垫上了。 ”

　　即使是这样，村里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张凤义，一些人悄悄议论，张凤义其实已经拿到工钱了，只是不分给大家而已。听到这样的猜疑声，老张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哎，人得讲诚信，他(陶延明)真不给钱了，我也得给上。因为人是我给领到工地上的。 ”张凤义说。

　　辽宁九九两次撂电话

　　2011年3月，在万般无奈下，张凤义给沈阳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

　　当年4月，在沈阳市于洪区造化派出所所长张朕龙的多次协调下，企业分两次，共支付给老张4万元，但是剩余的6万元至今未给。

　　张凤义曾多次来到于洪区信访大厅农民工维权中心维权。

　　昨日记者陪着老张又一次来到这里，该中心黄姓工作人员很热情，他还找出去年1月份老张到中心填的维权诉求登记表。他说，目前老张手上有一张来自用工方的收条，但是由于该收条真假未辨，老张只能去法院起诉。

　　昨日上午，记者陪同老张再次来到“辽宁九九企业”位于于洪区造化街道的办公地点，随后他拨通了陶延明的电话，陶延明声称“我出差了，在外边，等我回去再说”，并随即挂断电话。当再次拨打电话时，手机便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下午4时，记者再挂通了陶延明的电话，记者说明情况后，他语气生硬地说，我在国外呢，记者说：“你在哪也得还钱啊。 ”他说，我回去再说并撂下电话。记者再打，对方已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