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70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表明，78.6%的人坦言，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想过录音， 85.5%的人认为很多人在生活中录音或录像是源于“缺乏诚信的人太多”。

    大伙不会忘记，近日在广东一家医院发生的“录音门”。1个多月前，1岁男孩小涵患病被送到医院就诊，父亲因质疑医生的一些做法，要求参与专家会诊并全程录音，同时复印病历、检验结果，另找院外专家进行咨询。

    “录音门”闹得沸沸扬扬，医生或许被迫“步步惊心”，患者或许终将“最终受害”，公众或许对此莫衷一是。患者录音是对还是错？老夫不想过多评说。硬要说来，那也是对错参半。老夫关注的倒是，“录音门”的根源与根治。

    “录音门”始作俑者，大抵应该没有病，除非拥有偏执爱好。被录音者也非没法辨别人类行为动机的花喜鹊，只管旁若无事独自叫喳喳，全然看不到他人布下的探头和“陷阱”。人家冒着风险在“取证”，总有他（她）合理却不一定合法的缘由和动机。

    有太多的纠纷和伤害，让最终的弱者没法逃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忧虑与担心。近年来，各地“录音门”频频发生，正好折射出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创伤。去年6月，要不是网友发帖上传录音，怎知广州法制办藏着一位“咆哮哥”？今年10月30日，要不是洛阳信息港的一段视频，怎知“人类灵魂工程师”里竟有一位咆哮女学生的彪悍女教师？

    就拿医院和医生来说，尽管医学本来就是一门具有争议性的学科，没有百分之百的对和错；尽管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录音，兴许是对医生的不尊重和不信任，极易引发医患矛盾；尽管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选择录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医生的工作和心情，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尽管一些手术存在风险，很多病人依然要求医生百分之百治疗成功，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录音没对医生的救治行为造成不利影响，医生就应接受这种监督”。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中缘说得好，患者与医院、医生是一种合同关系。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患者或其亲属有权对整个过程实施必要监督。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患者及其家属大多不会录音、录像。反而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录音或录像，目的是为了提高救治水平和科学性。医院一般也不会让患者家属介入救治过程，最多让患者家属在治疗室外观看。既然国内医院没法提供患者或其亲属全程监督与维权的机会，那就休怪他人想“录音”。

    越来越多的“录音门”，似乎在提醒：一方面应当强调维权意识，应当尊重他人合理合法的维权行为，最大限度维护患者的知情权、监督权。通过录音、录像回放，病人家属能够看到治疗过程，即便病人病情最终恶化，也取得对医院和医生的理解。当然，另一方面也应给予他人多一分信任。患者不能单方面为了维权，为了收集证据，动不动就随意并且每次去医院都习惯性地录音。须知，如此作法，定然会对医生的心理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录音无处不在，是“病灶”，是危机，是“怪象”，只能作为非常之举，不能成为社会常态。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会“帮忙”，只会“添乱”。只会加剧信任危机，导致人人自危。重构信任和理解，需要包括医院、医生和患者在内的所有人，做出大家共同的努力。谁也不能也不应将自己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