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评级公司正是因为掌握了裁量政府和公司资产信用的专业知识，从而掌握了日益强大的金融权力。

    在过去的一周多时间里，标准普尔被证明是对全球金融市场最有影响力的私人公司。这家成立于1860年的金融评级机构，在8月5日晚上将它自己国家的国债评级由AAA下调为AA+，从而终结了美国国债维持94年之久的最高信用评级。美国总统奥巴马迅即对全国观众发表了电视讲话，抨击了标普的下调决定，并强调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但显然，随后的全球股市大动荡表明，市场更愿意相信标普的裁判而不是奥巴马的政治宣誓。

    在从去年延续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中，以前并不怎么受人关注的信用评级机构大显身手，迅速崛起为全球金融市场上另外一种类型的大“玩家”；相比之下，那些传统“玩家”比如投资银行、量子基金等曾掀起无数市场风波的金融大鳄们，却在危机的打击下黯然失色。

    现代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评级公司正是因为掌握了裁量政府和公司资产信用的专业知识，从而掌握了日益强大的金融权力。对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美国和穆迪(另一个和标准普尔齐名的评级公司)形容成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而穆迪则可以用信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

    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以绝对的话语权垄断着国际资本市场。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困境浮出水面，评级公司惠誉率先将希腊的主权评级从A-降至BBB+。当月，标准普尔和穆迪也相继调低希腊评级，这导致希腊融资进一步困难，希腊债务危机开始上演。2010年4月，标准普尔进一步将希腊从BBB+降级至BB+，同时调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升级至欧洲债务危机。这令不少欧盟人士对这三大评级机构产生了无比憎恨，视其为寡头垄断，认为正是评级公司的下调导致了欧洲债务危机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下调评级放大了欧洲的债务困境，引发了融资的困难，而这又导致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从而最终酿造了全面的危机。评级机构对欧债危机进入恶性循环显然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欧洲议会通过议案，要求限制私人评级机构对主权评级的范围，不少议员号召欧盟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与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相抗衡。

    但正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一种完全建立在信誉基础上的商业公司，评级机构生存的核心密码就是其独立性和专业性。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对于部分欧洲国家债务风险的警示可谓“毫不留情”，但对于美国自身的债务麻烦，虽然不能算是视而不见，但至少是“网开一面”，这种双重标准令它们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备受质疑。尽管从今年7月开始，穆迪和标准普尔都开始发出各种美债可能违约的警告，但却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调整。直到8月5日，标准普尔才率先首次下调美国国债评级，而另外两家公司则依然维持了美债的最高评级。

    标普的决定立即遭遇了来自美国政府内外的各种政治压力，但它还是断然拒绝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美国主权信用回调的要求。毫无疑问，标普的这一行为在短期内“损害”了美国的国家信誉和金融利益，但就像那个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标普能顶住压力、特立独行的态度应该得到我们的喝彩。

    不管这一举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专业的考虑，抑或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在这一事件中，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标普扬名全球，显然是最大的赢家)，标普的下调决定都将促使美国政府正视长期的债务问题，下决心通过开源节流的方法找出摆脱债务危机的有效路径，而不是饮鸩止渴，继续在举新债还旧债的游戏中沉醉沉沦。而这才是从根本上维护美国政府的长期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