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我国的法律和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我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6月28日新华社）

    针对近来被媒体报道某些部门拟建立记者“黑名单”一事，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终于出来说了话，从一定的意义上给新闻记者打了气，但是笔者认为，在保护记者权利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对记者的偏见，以及对相关“利益”维护情况等诸多病端，而“黑名单”只是突破口和“替罪羊”。

    在媒体界，新闻记者采访被打、被抢夺相机等等事件屡屡发生，成为新闻记者界不言而明的共识。不久前出现在北京一起新华社记者采访被困山村的事件中，记者拨打当地警方电话求助，警方却推辞不管，最后只得村民护送而出。记者采访的权利应该如何保护，采访过程中怎样才能冲破各种阻力，不是剔除黑名单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发展中阶段，新闻记者作为发展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监督力量之一，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些社会事件新闻报道之下，发现一系列问题，解决一系列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毋庸置疑，记者是代表“人民眼晴”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往都能看到记者弱势的一面。而当这些问题出现后，除了媒体方和当事方的协商解决，都缺少社会对记者的权利维护。

    在这样的条件下，黑名单事件的出现引起社会哗然也就不足为奇，一方面正是社会找到了对记者采访权被遏制的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涉及透明度的问题，公民的知情权是否能够得到保障，除了政府信息公开制，保护记者的采访权成了最后一道屏障，然而如果这道防线被突破，社会必将因为自己的不知情全而不安。

    另外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记者的报道显得尤为迫切，何况政府信息公开制只是政府的一面之词，只有对信息的透明度达到一定的社会需求度，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

    为了平息黑名单风波，新闻出版总署给社会放了一剂安心药。然而这剂药并不能真正的打通新闻记者的采访路径，事实上，在我国抗拒被媒体报道已经是很多单位的惯性行动，上到领导下到保安都已经对新闻记者持有几分警惕，为此记者也动了不少脑筋，学了不少“翻墙术”。由此看来，仅靠剔除记者黑名单仍然解决不了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