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智慧撰文指出，曾有美国经济学家在著作中将中国与韩国、意大利并列为“低信任度国家”，他认为此种状态无法孕育出大型的民间企业。然而，中国现阶段信用问题存在的原因，并非中国人本质上就缺乏信任，而是产生于我国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有其客观必然性：在经济转轨阶段，新的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为依托，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经济生活中对信用的需求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信用缺失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行为的透明度和交易行为的信息传递是否通畅有直接关系。如果交易行为的透明度低且交易行为的信息传递不畅通，信用缺失者不能被其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及时发现，那么交易双方就没有讲信用的激励；反之，如果交易行为的透明度高且交易行为的信息传递畅通，那么信用缺失者就会大大减少。

　　我国需要探索并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守信激励机制。具体来说，以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法规为基础，以统一的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和开放的信用信息网络为核心，以有力的监管制裁手段为保障，包括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等活动。使那些在经济活动中不讲信用的法人、自然人没有立足的余地和生存的空间。信用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大致确定的预期，减少交易成本，保证市场交易的安全。完备的信用体系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当事人的信用行为，将失信行为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个人的违约成本大大高于违约收益，从而为市场参与者的守信行为提供激励，促使其树立长期良好的信用形象。

　　据《光明日报》

　　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俞可平撰文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改革开放后,首先分化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社会）,其突破口是政企分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开始适度分离。

　　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走向国际,这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社团已经在12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在9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各类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