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水介绍说，根据日本２０１０财年的预算，日本公共债务余额将高达８６２．３２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８倍。当年计划新发国债规模为４４．３万亿日元，超过全年３７．４万亿日元的税收计划，年度新发国债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近１０％。毫无疑问，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和年发债规模在国际上都是最高的，但是，日本近期内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他分析说，日本的债务问题与希腊等国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后者对国际资金的依赖过大。希腊政府能否如期偿还债务，直接影响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法国、德国为主的欧洲大国的银行）的信用和运营，从而可能引发地区性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

　　日本的债务与国际金融体系之间的直接信用关系非常小，其９５％以上的国债持有者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外国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很低。换言之，日本的公共债务基本上是靠国内剩余资金支撑，国债资金筹措不受国际资本的影响或操纵，这是日本近期内发生债务危机可能性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日本国内剩余资金规模庞大，依然可以继续支撑政府公共债务发行。日本国民个人资产余额大约为１４００万亿日元，扣除个人负债后依然还有１０００万亿日元，按照日本政府目前的国债发行规模，即使在国民资产不增加的情况下，也可持续发行到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１９年。

　　此外，尽管日本的国债累计余额和新发国债规模都很大，但是债券市场上的长期利率维持在１．３％左右的较低水平，说明国债风险和成本都比较小。同时，日本国债规模大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政府为此而采取的诸如提高消费税率等政策措施也会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因此，可以预期，在真正的风险到来之前，日本政府年发债规模和国债累计规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会下降。

　　宋立水在分析了欧洲信用危机的成因后指出，正在欧洲发生的信用危机向亚洲地区转移的可能性也不大。

　　他指出，希腊主权信用危机之所以在欧洲引发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希腊的债务问题在欧洲不是孤立的现象，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均存在债务问题；二是诸多国家都没有履行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承诺，使公共债务和赤字水平严重超标，这使其国家信用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了欧元的国际信用。

　　他说，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信用危机，除了要看其年发债规模和累计债务规模，还要看其偿还旧债的资金是否主要依靠新发国债、新发债成本、债务对外资依赖程度高低、是否临近债务偿还期、债务国货币是否会在外汇市场大幅贬值从而使债务负担加重等要素。此外，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对相关国家信用等级的调降，往往会成为危机爆发的引爆器。

　　宋立水认为，按照信用危机发生的主要条件来判断，在东亚地区虽有不少国家的债务余额累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６０％的警戒线，但是仅此看来，至少在目前不构成信用危机的充分条件。还有，亚洲不会有类似欧洲那样的因货币联盟而出现的连锁效应，而且能够引发地区性信用危机的应该是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如日本、韩国、中国等，但这些国家没有这种风险，因此亚洲发生像欧洲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