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的暧昧态度助长了学术造假行为

　　“面对不端行为不做严肃处理，这是集体功利主义在作怪。”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邵士权从事高校管理多年，他说，特别是知名学者出现不端行为时，一旦公开处理，人才必然流失；但正是有集体功利主义庇护，个人功利主义才拥有生存空间。

　　在他看来，时下对高校的评价体制，也助长了高校对校内学术腐败行为的容忍和包庇

　　当前，学术成果与项目、资金等种种优势资源紧密挂钩，为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校方会千方百计地做大学术成果的蛋糕，而对学术腐败行为能忍则忍，能捂则捂。一些学校为了达到扩招、硕博点申报等目的，对学术腐败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以至于，一些人的学术腐败行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校方仍装聋作哑，或低调处理，或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方舟子认为，科研造假大量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科研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大笔资金投入进来。因此现在的造假，很大程度跟经济利益有关。

　　方舟子说，更可怕的是，学术造假问题已不是一种个体行为，某个人得到的好处不仅是给本人的，而且也是给学校的和某个利益集团的。“现在造假获益很大，风险很低，为什么不去造？而且，现在学术腐败跟国内的其他腐败一样，很有基础。很多人痛恨腐败，不是因为痛恨这种现象，而是痛恨没有腐败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机会，也去腐败。”

　　外界的干扰和压力也直接影响高校在学术不端行为处理上的态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在全国两会时表示，当今可能很多大学为获取某些资源，会屈从于权势、权威，但大学不应这样，不论怎样，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

　　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陷

　　“造假案不断浮出水面，固然和学者自律和学术道德建设存在的弊端有关，但关键，还在于学术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当前学校的学术打假主要针对硕士生，一旦发现他们抄袭马上可以取消他们的硕士学位甚至开除，“其实他们很弱势，最核心的应该是教授、领导。”

　　熊丙奇认为，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学术委员会的致命弱点：它是不能独立运作的，因为它所在的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于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难得到处理，关键在于科教体制的问题，“体制上，我们的学术权利都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但对于部里的司长和处长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被安排在那样的位置上管理这些资金而已”。

　　方舟子说，学术共同体要能够自我净化，学术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且是真正的活跃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手里，“如果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净化。”

　　西南交通大学处理副校长黄庆论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让熊丙奇眼前一亮。该校刚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就请了校外的专家，进行盲审得出结果，学校还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再投票，最后让校外专家进行了一个鉴定。“这成为国内学术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之后的修复。”

　　熊丙奇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成熟的哈佛、耶鲁、剑桥如果出现这种学术不端，只要是有这种苗头，那么这个学者马上就道歉辞职了。

　　“学校和社会之间还是应该有个防火墙。”熊丙奇说，不管社会有多少不诚信问题，都不是高校学术不端的理由。国外大学一直强调一种相对独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它的独立性来影响社会。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的灯塔作用正在越来越淡化。“我们曾经说过教授有学术的尊严，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象牙塔，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会加速社会整体的迷失。”

　　方舟子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学术腐败不只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它是跟其他领域的造假和腐败纠缠在一块，不是学术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