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原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监督的力量来源。但当怀疑成为社会大众的本能,进而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自然地条件反射,既让自己辛苦,又伤害别人,产生许多无谓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信任缺失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由于手机推销、诈骗的电话数不胜数,为求自保,许多国人看到陌生电话号码,往往会选择不接。像29岁的湖北年轻的市长,众人的直接反应不是“后生可畏”,而是认定他必然是依靠某种特殊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才飞黄腾达。

对制度运行的信任缺失,与社会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其实是密切相连的。但是在家庭、亲友的有限圈子里,信任却普遍存在。或许是因为对外部环境的极度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反而在小圈子中强化彼此的信任。这符合中国传统信任观的特征:在小圈子里,特殊信任一直存在,而且不谈条件,缺失的是突破社会藩篱、对他人、对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条件。如果彼此相识,就比较容易建立起具名的人格信任,一旦彼此陌生,就很难建立起匿名也就是即便彼此不认识也能够成立的制度化信用。美籍学者福山曾将中国归类为“低信任度”国家,虽有诸多争议,仍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