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大批不符合资助条件者滥竽充数的现象，是因为甄别受助对象的终端受权力等影响走了形。这当然是诚信缺失的表现，但就国内目前整体慈善现状来看，这又不单单是个诚信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许多慈善行为，也是通过这种既有的行政权力架构来实现，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当行政权力架构成为慈善走向终端的唯一路径时，优越与弊端无法分辨，也便成为滋生舞弊的空间。

    11月1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开幕的“2008中国全球公益慈善论坛”上表示，建立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公益慈善法律制度，仍是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首要任务。就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助学这件事来看，问题当然不是出在他们这头，但也暴露出这种慈善模式对落实终端缺乏制约力度的困惑。

    近年来，关于对慈善落实的质疑并不鲜见。综合来看，社会舆论质疑的主要焦点在于，国内慈善机制目前还是由“公办”机构挑大梁。“公办”慈善机构一直与行政权力藕断丝连，况且，有的还是领导干部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养老院。“公办”慈善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却由于机制不活，程序滞后常遭非议，更主要的是，这种过度依赖行政体系的慈善路径，难以激活慈善流程中的诚信意识。

    加强教育是构建诚信慈善体系的方法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逐渐建立更为科学，灵活的竞争机制，激发慈善体系朝着更为诚信，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截止目前，我国仅有慈善组织200余家，美国却有12万家之多。2005年，美国奥尔良全城被淹，当时，一些民间慈善机构竟先于政府抵达，并立即开展了救助活动，大大弥补了政府权力尚未覆盖的时空盲区，也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比政府还急，办法比政府还多的现象，权因慈善组织有生存竞争压力，工作力度越大，公信力越高，募集的善款就可能越多。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2007年度我国慈善捐赠总额达到223.16亿元。随着社会的发展，热衷慈善必将成为更多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扩大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引入竞争淘汰机制，通过竞争“逼”着慈善机构开辟并构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慈善路径，从而通过多种慈善渠道形成充分竞争，这既是提高慈善诚信力的有效举措，也当是慈善事业积极探求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