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信用缺失主要集中表现在企业层面。企业信用的缺失和不足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交易效率，直接影响市场体系的健康成长，成为制约市场机制发展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障碍，甚至可能成为风险孕育和爆发的罪魁祸首。我国现阶段的信用不足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秩序失范现象，与我国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有关。实际上，合约履行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的有效作用，最终都依赖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由无序市场向有序市场的转变路径，离不开制度演变与变迁的基本参数。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各个交易主体失信的制度基础，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信用缺失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信用是指参与各种交易的有关当事人履行合约的可能性。在工业化、知识化和全球化异常复杂背景下，我国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用缺失、秩序混乱及效率低下问题。

　　我国当前信用缺失主要集中表现在企业层面。商品市场领域，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金融市场上，企业之间三角债近年呈蔓延和越演越烈之势，企业逃债、废债的现象也不罕见，形成国有银行体系中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致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核销坏账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赖账文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讨债的怕得罪借债的”甚至成
为街谈巷议的话柄；在信息市场上，各类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蝇头小利，不惜损害“公众委托人”的声誉，公然违背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要求和相应的法律规范，出示虚假审计报告，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普通投资者财产的损失。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竟然有155家存在不同程度的虚报利润现象。

　　企业信用的缺失和不足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交易效率，直接影响市场体系的健康成长，成为制约市场机制发展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障碍，甚至可能成为风险孕育和爆发的罪魁祸首。企业信用的缺损，不仅为企业间的长期交易设置了障碍，导致规范有序的商业信用在我国发展缓慢，商业票据从签发、承兑、背书、转让、贴现和转贴现等各个环节都遭遇很多困难，作为货币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票据市场发育不全，一方面使促进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功能必然难以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政策实施有效的宏观金融调控的具体操作。缺乏信用的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通过间接融资渠道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由于存在事先“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银行体系的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的概率加大；通过直接融资途径从证券市场筹措资金，尤其是那些通过“走关系、搞包装、做业绩”的企业，发行股票的主要目的在于“圈钱”，并不是真正通过改制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企业价值，最终必然会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转移到证券市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风险并没有被真正化解掉。缺乏信用基础的混乱秩序严重制约了市场发展的规模、结构、深度与广度，最终影响市场体系的生成和作用，只会放大市场机制的缺陷，加剧市场失灵的程度，使市场机制合理、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作用失去作为的基础，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市场的形成是以信用为前提的，自生自发秩序首先基于交易主体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自我履约机制。自我履约是依靠私人机制履行合约的履约形式，是建立信用的关键与基础。自我履约和自我约束的前提是重复博弈以及由此派生的声誉机制。在一次性博弈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信守承诺的激励，只有当交易的双方目前进行的交易是未来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双方才有可能采取相互合作的态度。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信用的主体很难作成交易，失信的交易主体在长期中不可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间合作的选择集扩大，企业间再次相遇的可能性下降，对重复博弈的需求也下降了。由于目前我国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信息渠道不完全，信息传播速度慢，企业建立和维持信誉的动力普遍不足。如果企业欺骗了一个消费者，而这一信息要很长时间才为所有消费者获知，企业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继续欺骗其他消费者，谋求因为信息优势带来的收益。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经营行为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短期化特点，只做“一锤子买卖”，不愿维持声誉和积累商誉这样的无形资产，根本就没有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实际上，企业维持重复博弈和建立信誉的前提是剩余控制权的确立，只有
拥有剩余控制权的组织和人才有内在的足够的激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而才能建立起信誉。剩余控制权为建立、积累和维持信誉资本提供了动力。我国目前的现实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稳定和欠清晰，委托人和代理人都不可能真正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由此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市场交易各方履约的另一种形式是强制履约。强制履约需要借助第三方对违反合约的一方实施惩罚来保证。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的有效性需要一系列的制约条件，基于自我约束的履约机制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局限性。因此，政府公共制度设计与安排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必要引入政府变量加强信用建设和信用管理。一方面，政府对交易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应该立法，进行有效的规制，以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有关经济立法工作开展地有条不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普遍存在极其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只有对违反合约的行为进行惩罚，让玩弄欺骗伎俩受到严厉的处罚，使得有关人员付出必要的代价，使实施坑、蒙、拐、骗的行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才能杜绝信用不足的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司法体制和法院

　　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法院的人、才、物仍然把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存在任意干涉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现象，造成有法难依的现实困难，因此，法院打“白条”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执法不力，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为谋取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人为干扰公共规则的结果，直接助长了信用缺失态势，最终不仅形成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限制因素，而且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规

　　当然，我国现阶段的信用不足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秩序失范现象，更与我国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有关。实际上，合约履行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的有效作用，最终都依赖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由无序市场向有序市场的转变路径，离不开制度演变与变迁的基本参数。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各个交易主体失信的制度基础，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信用缺失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