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从善意出发，正当的行使权利和承当义务，以维持当事人之间以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梁慧星教授认为，所谓的诚实信用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诚信，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发展

　　诚实信用原本只是作为一种道德存在于民事习惯中，它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开初的民事习惯演变为现代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经过了从民法的补充规定到仅调整债权法律关系到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类法学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历史阶段来说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

　　1、罗马法阶段

　　诚实信用从商业习惯向法律规范的移植始于罗马法。在罗马繁荣的时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当时商品交换关系种类繁多，立法者无法对每一种商品交换关系都详尽的加以规定。而且他们发现，无论多么周密的法律条款和合同，如果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之法。这就显露出了罗马法追求法律的绝对确定而否定司法活动能动性的弊端。为解决这一问题，罗马法中萌发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要求债务人承担善意诚实的义务，而诚信诉讼则不仅可以根据合同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还可依据当事人是否尽善良之注意的义务确定当事人承担的责任。尽管罗马法中诚实信用的作用被限制在债权法领域内，但已具备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两个基本内容--“诚信要求”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近代民法阶段

　　欧州近代法典编篡中一贯采取了绝对严格的规则主义立法方式，否定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对法律规范详尽、安定的过分追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完全剥夺，这就大大的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功能的发挥。没有法官的自由裁量，诚实信用原则仅能对债权法领域内的民事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失去了作为强制性法规的功能。尽管如此，诚实信用原则毕竟是法律公正公平的象征，立法者不能不尊重诚实信用原则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所以这一时期的成文法大都明文规定了诚实信用条款。

　　3、现代民法阶段

　　二十世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新的经济关系不断产生。缺乏弹性的各国民事法律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的飞速变化。经济基础的发展推动了法律的变革，于是立法开始采取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新方式。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条中作出了如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这条规定第一次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定。此后大陆法系诸国纷纷效仿，从而使诚实信用原则走到了民法的权力之巅。诚实信用原则完成了从道德规范到君临民商法全法域的“帝王条款”的转变。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实体法中的运用

　　我国现代法律在立法及法律理论方面通过日本，受德国的影响很大。与大陆法系诸国一样，在民商法领域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两条规定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商法中总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在民商法中的具体体现主要在有关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以及缔约过失的规定中。这一规定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的法律表现形式，意味着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而且在完善立法机制，承认司法活动的能动性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了法律公正公平的价值取向，是我国民事法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律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重要性虽然在我国立法上得到肯定，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它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当前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信用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拥有良好诚信资源的市场经济才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而目前在民事活动中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状况却不容乐观。近几年来股市中的“银广厦”、“亿安高科”、“郑百文”等事件以及企业之间形成的庞大的三角债务关系均层出不穷，这样一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那么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瓶颈则主要是恶意拖欠资金、合同欺诈、以次充好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泛滥，这些行为造成社会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社会关系不和谐，从而动摇市场经济的根基。则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演变过程。它演变的动因何在呢？为何它对人类社会民事行为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呢？经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状况与它能否为人们带来利益密切相关。商人诚实守信可以在社会上因其诚实守信的声誉获益，所以诚实信用习惯被遵循。同样如果社会上诚实守信的习惯不能为商人带来利益，诚实守信就会被抛弃。对我国诚实信用遵循状况的形成和变化的情况分析便可证明这一观点：

　　（一）从我国封建社会诚实信用状况看：

　　我国封建社会通讯交通条件低下，人民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活动。封建社会的多数普通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他居住的村庄或城镇，大家彼此熟识。在这种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因此作为同一个村庄或城镇的人，大家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每个人是否诚实守信，其他人都十分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诚实守信的人就会被人信赖而愿意同他交往，反之则不被人信任而不与之交往。不遵循诚实信用意味着交往途径的断绝，人们权衡利害，只能选择诚实守信。同时人们为了降低自己从事民事活动的风险，也希望其他人诚实守信。诚实信用能带来交往的畅通使守信者获取利益，封建社会的诚实信用习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

　　（二）从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的诚实信用状况看：

　　1、从个人层面上来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户籍制度相当严格。由于当时没有身份证，人民同样是被限制在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内。我国基本上仍旧是一个熟人社会，与封建社会相同，个人不遵循诚实信用意味着交往途径的断绝。只有遵循诚实信用才能保持个人的社会交往的通畅并获得利益。

　　2、从企业层面上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企业的生产，销售都完全依赖政府的指令。企业之间原材料、设备、资金都是在国家的口袋中流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实际上只有一个企业，它的名字叫政府，一般所说的企业只是政府的车间。一个企业不同车间相互交易，当然也不存在诚实信用的问题。

　　（三）改革开放后看：

   1、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遵循状况逐步恶化，诚实信用原则遭到全面削弱。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经济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市场规范并未真正确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循。隐藏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是市场状况的混乱无序，全国“三角债务”多如牛毛。甚至法院这种权威的司法机关其生效判决也没有多少人尊重。打官司完全是去争一个管辖地。这种状况人为加大了市场运行成本，使交易不畅，甚至于逐步萎缩，市场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身的不健全，致使民事活动的当事人规避法律成为可能。

　2、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法官的素质不高，使得诚实信用的另一基本内容法官的自由裁量难以公平有效的实现。

　　正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两个基本内容都难以有效实现，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不讲诚实信用的现象已逐渐由少数到多数，从个别到普遍，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我认为：

　　首先，改革开放后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严格的户籍制度被弱化，人口开始全国范围内流动。伴随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剧增，并且不再限于那么几个熟人。与全国各地陌生人交往进行民事活动变得经常后，从封建社会到改革开放前的熟人社会消失了。以往在熟人社会中当事人之间熟知民事活动对方的信用记录成为历史。熟人社会消失后没有人知道与自己交易的陌生人的信用记录到底怎样。由于国家并没有一套有效的信用制度，个人及企业的信用均呈空白状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讲诚信与不讲诚信难以区别。

　　第二，大多数人的信用记录都是空白，个人或企业的交往途径的畅通与否就不取决于是否讲信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讲信用的人或企业在广阔的地域中不断行骗，依靠行骗本身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动摇了。

　　第三，在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诚实信用原则还有一个最后的保证。法官可以保护讲诚信者的利益，对不讲诚信者加以惩罚，而维系诚实信用原则。但在我国的不少法官素质还不高，地方保护主义又盛行。民事诉讼法中又确立了“原告就被告”的诉讼原则。这意味受害者必须到欺诈者的“地盘”请求当地的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一旦法官被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不能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求偿无异于缘木求鱼。欺诈者却能轻易以欺诈获利。

　　第四，在民事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个人、企业信用的无序以及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以欺诈获利时，诚信就意味着吃亏上当。人们都变得“精明”起来。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为遵循它的人带来利益反而带来害处时，诚实信用原则有被抛弃的危险。长此已往，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影响我国全社会集体无意识地在民事活动中放弃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放弃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个市场经济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成果必将毁于一旦。我国已加入WTO，WTO规则对企业信用的要求更加严格。如果我国企业不讲诚信的形象一旦流传，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解决我国诚实信用问题已迫在眉睫。近年来，上述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要重建我国的信用”。但如何重建信用，目前社会上也有许多讨论，有人说诚实信用原则的沦丧是由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是改革开放飞进来的苍蝇、蚊子，要加强思想教育，重拾传统价值观。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所交的“学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自动解决诚实信用问题。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重建取决于它能否重新为人们带来利益，利益的驱动才能最有效的动力。只有在社会上形成讲诚信者获利，不讲诚信者被惩罚的局面，诚实信用原则才能重新建立。用原则，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靠社会某一方面的力量是很难奏效的，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与北大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联合创办的“中国企业信用网”，上海的资信评估机构试点都参照了欧州方式和美国方式，由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出面，组建联合证信制度等等。然而这些尝试大多不甚成功。

　　我以为在这项重建工程中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立法领域必须把诚实信用原则的相关立法建立健全起来。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关诚实信用的立法，相当完备。在立法上，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短短20年中，为了完善美国的信用制度，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有关立法至今已达17项之多，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等。反观我国民事立法相当滞后，至今没有 一部民法典。加快民法典的建设，把诚实信用原则在各单行法方面的应用具体化，加强可操作性是重建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步骤。这样做有三点好处：①加强诚实信用的相关立法能够有效界定民事活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使民事活动责任明晰。②针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应杜绝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从而抑制企业的侥幸心理，减少短期经济行为。同时也使政府的正常行为规范化、合理化。③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更加透明，操作性更强。

　　其次建立一套广泛的信用记录档案。建立信用记录档案的目的是使公众了解企业和其它经济体的信用记录，从而判断与对方交易的风险。拥有好的信用记录档案，人人乐于与之交易，信用记录档案就可以成为企业和其他经济体的最大无形资产。我本人不赞成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但建立信用记录档案这样的大工程本身却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没有政府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信用记录档案的建立应分为两个部分。

　　①对企业必须采取强制信用登记。企业是市场活动最重要的主体。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大。同时企业与自然人相比数量较少，而且情况基本上为工商、银行、税务等部门所掌握。不论是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强制信用登记的工作量来看，以行政命令强制企业进行信用登记都是合理的。

　　企业的信用登记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不同情况对待。对新注册登记的企业，信用登记应做为企业成立的前提。对于已成立的企业，应强制其在一定时限内到专门机构办理信用登记，时限过后未办理信用登记的企业吊销营业执照，从而将办理信用登记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信用记录应作为公共信息披露，并随着企业在交易活动中遵循诚实信用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信用好的企业，信用本身成为其最大的无形资产，人人乐于其交易。信用差的后果则十分可怕，对于企业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等跨国企业的丑闻曝光后，虽然这些企业实力强大，信用记录一旦变坏，也难逃破产的命运。这样就可以达到优胜劣汰净化市场的目的。

   ②对于自然人来说应采取自愿信用登记的方式进行。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运用科技进行管理的水平不高。要对全部人口进行信用登记也很不现实。所以可以根据公民个人的需要进行信用登记。如果该公民个人从事商品交易活动频繁，为获得信用无形资产必然自行要求进行信用登记。如果该公民很少从事商业活动，也没有进行信用登记的必要。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以后也可以逐步过渡到类似美国的全民信用登记。

　　第三，进行司法改革，保证法官公平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当前我国法院系统的人事权、财权都受制于地方政府，所以当前有个口号叫“政法机关应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在某些地方政府看来，以地方财政供养着法院，法院的胳膊肘就不能往外拐 。在当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法院迫于压力，难以对外地本地一碗水端平，公平、公正只是一句空话。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模糊性原则，弹性较大。法官适用该原则时自由度极大。一旦法官不能对外地本地一视同仁，必然造成两种情况。一是司法机关消极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应当适用而不予适用；一种是司法机关积极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将其作为一只“口袋”，任意适用。这两种情况，无疑都会使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处理，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所以进行司法改革，摆脱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干预是落实诚实信用原则强行法规效力的关键。否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然能逍遥法外，重建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只是一句空话
　
   重新建立诚实信用原则任重而道远。要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重建之后的好处也是十分明显的。重建诚实信用原则后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进而推动经济突破瓶颈，快速发展，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这样才能取得经济效应、社会效益双赢的结果。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 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第一、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使公法和私法能够相互弥补。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权益冲突和纠纷的发生，最终的解决要依靠国家以公法即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达成。诚实信用作为道德规范，当它被私法吸收和确立为私法原则后，对私法的机能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也逐渐借助私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来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民事诉讼法是国家以审判权的方式介入民事纠纷，并由法院代表国家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权威判断，使得民事纠纷的解决完全变成由国家进行审判的公法关系，可见，为私法所采用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公法的补充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扩大法官的审判裁量权。在私法领域导入道德规范，是为了弥补法律功能的不足。但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过程中，固然需要具体化为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条文，也需要伸缩性很大且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性条款。作为指导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然为法官扩大裁量权，应付新类型案件和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扩权运作的手段。第三、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既判力的根据在于确保国家的审判权威，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机会、攻击防御机会，最终使他们服从于在充分程序保障下的审判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程序中，将直接约束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方式以及内容。当事人既然不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就要对此承担责任，其表现就是应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主体对象。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基础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在诉讼法律关系为基础。在这些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首先，是课以当事人以附随义务的机能，例如对事实等的说明义务。其次，阻止滥用权利的机能。再次，是基于不可能期待对权利加以限制的机能。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实施矛盾的诉讼行为。例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当事人之间必须相互负担相应的义务，如不得妨碍对方的举证等。如果当事人懈怠履行义务，法院基于法律安定性的要求，可以课以当事人以一定的责任。另外，判断是否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其权限无疑属于法院院。而且，滥用诉讼权利，也应包括当事人与法院形成的审判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权利。因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

　　（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形态。第一、排除不正当形成的诉讼状态。当事人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例如，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审判管辖法院，故意变更义务履行地或修改合同履行地等。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地利用职权，或者故意规避法律规定，制造出一些不正常的诉讼状态，通过乱列第三人扩大管辖权的范围，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背弃和违反，应予以排除。 第二、诉讼上的禁反言。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诉讼进行中，在程序内或者程序外，一方当事人先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先行行为），令对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并实施了诉讼行为后，已实施先行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又作出与先行行为矛盾的行为（后行行为）时，就有可能会危害后实施行为的当事人。如果该矛盾行为会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后行的矛盾行为。再如，一方当事人基于某事实提起诉讼，并极力证明事实的存在后，对方当事人在肯定该事实存在的同时，也基于该事实提起别的诉讼请求，并极力作了举证，但先起诉者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认了原来主张的事实，这是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三、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诉讼权利，长期没有行使的表示和实施相应的行为，致使对方当事人以为已经不会再行使，而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时，方开始行使该项权利，并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应作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否定。第四、诉讼权利滥用的禁止。诉讼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加以行使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意图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例如，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或者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或者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要求传唤新的证人等等，法院可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制止。总之，法官判案，依靠的是事实根据。在民事诉讼中，除特殊情况外，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明事实的依据主要来自当事人，为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将法院从繁重的讼累中解放出来，不应允许当事人基于恶意目的，故意作虚假陈述，以迟延诉讼，或依投机心理获取胜诉结果。因此，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注意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学说和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上的诚实信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