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信用体系发展成熟的国家，管理者必须履行充分告知和信息披露的义务，这不仅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前提，也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而在我国，个人信用档案相当程度上以“保密”的状态存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单向的管理工具，这不能不说已经背离了制度初衷。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1805人参加）显示，33.1％的人表示对个人信用档案的作用不了解，69.7％的人不太清楚什么行为属于不良信用信息并会被列入个人信用档案。（6月9日《中国青年报》）

　　在信息爆炸，交易频繁，人员流动日益加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个人诚信档案系统，以约束失信行为，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必须的。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提出５年内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从现实看，我们在这方面的步伐还是值得称赞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称，我国已经为1300多万家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了个人信用档案。

　　但是，欲速则不达。与“量”上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在“质”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很难想象，与公民的切身利益有着如此密切联系，决定生产生活中重大事项的个人信用档案，竟然有压倒性多数的人毫不知情。这不仅意味着个人信用体系的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它将置我们每一个人于信用风险之中。

　　公众对个人信用档案的茫然，首先缘于管理上的粗枝大叶。在信息社会，一个人的信用度虽然以虚拟的方式存在，但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本人。也正因为如此，在个人信用体系发展成熟的国家，管理者必须履行充分告知和信息披露的义务，这不仅是个人信用体系得到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前提，也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在国外，如果一个人的非信用行为即将被列入“黑名单”，一般会有2-3次的通知，以确认这个信息是否真实，而在我国，个人信用档案相当程度上以“保密”的状态存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单向的管理工具，这不能不说已经背离了制度初衷。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存在不足。个人信用档案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这就决定了管理者必须具备独立性和可监督性。但从现实来看，这两点做得都不到位。去年年初，央行和信息产业部已经达成协议，电信用户的缴费记录将进入个人征信系统。2008年1月8日，北京市路政局宣布，北京市机动车车主的养路费缴纳情况将进入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主体的多元化，使管理独立性原则有丧失殆尽的危险，也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监督的难度。出于成本和各自利益的考量，很显然，这些部门更愿意成为个人信用资源的唯一享有者。有理由相信，我们之所以对个人信用体系乃至我们自己的信用档案一无所知，除了管理上的疏忽，同时也是制度不成熟所致的一种“人为制造”。

　　任何人都不能在未知的情况下被评估。或者只有等到哪一天，银行卡突然被冻结，无法购房买车甚至求职了，我们的生活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个风险有多么的大。显然，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风险，而且社会整体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