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评级机构每年对世界上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进行评级，受到广泛关注。如果国际评级机构对某一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不断下调，极可能会降低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该国经济的信心，甚至引发经济波动。一个例证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公司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后，希腊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西方评级机构对主权国家进行信用评级，建立在话语霸权和知识霸权基础之上。西方国家主导的知识霸权的主要特点是：给其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通过发布机构的民间行为体现西方国家意志。在“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外衣下，西方国家利用所谓的民间组织来推销和传播其意识形态，影响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选择，甚至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种知识霸权的逻辑之下，信用评级就成为西方国家手中的重要工具。这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传统主权学说认为，国家具有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主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挑战国家的绝对主权和自主性。然而信用评级事件表明，西方用评级工具很容易打击其他国家苦心进行的国家发展构建。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所发挥的实际影响往往受到制约和限制，而知识霸权恰恰能够发挥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霸权能够破坏对方的知识信念和发展信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硬实力霸权更具杀伤力。

　　今年，穆迪、标准普尔公司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对此应理性看待、积极应对。从评级本身看，国际评级机构是基于主权国家以往的经济表现，并结合自身偏好作出评级，评级结果往往具有滞后性和片面性。从评级背后的逻辑看，这些评级机构获得西方国家资金支持，难免因追逐自身商业利益而受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影响，使评级结果有失公允。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培育出自己的有权威性的评级机构，与西方评级机构展开知识竞争。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自己的信用评级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也培育出一批评级机构。不过，中国目前的评级工作重点集中在企业信用评级上，较少涉足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信用评级，而且评级的权威性有待提高，评级工作和结果在世界上还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

　　针对西方的评级霸权，中国可以采取官方不予理睬和非官方积极应对的组合应对策略。比如，可以鼓励大学或民间智库进行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信用评级，并进一步提升评级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打破西方的评级霸权，更多展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西方信用评级行为及其背后的知识霸权，在国际社会中构成了一种制度性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应树立知识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一自信建立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和成功发展实践上。在树立自信的基础上，着力加强软实力建设。未来世界竞争更多是知识竞争、标准竞争和数据竞争。尽管中国近年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但我们在知识、标准和数据的软实力建设上还需要作出更多努力。这些都是未来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