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震慑电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三亚交警日前创新举措，发现、锁定闯红灯违法行为人，跟踪到家到单位，组织其全家人、单位同事集中学习交通安全相关知识，让违法者意识到行为的错误性。据悉，此举效果明显。但也有意见认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此举超越了法律对交警的执法授权，是越权行为，不应该提倡。

　　应该说，法治宣传、法治教育是推动法治、营造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在执法过程中，交警对违法公民进行交通法规上的宣传教育，是法律有授权的。先哲孔子也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很多被处罚的当事人表示以后遵守交通法规，不再做让邻居和单位同事“瞧不起”的闯红灯违法行为，也就是产生了“有耻且格”的效果。可以说，通过宣传教育，让违法者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产生羞耻之心，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与惩罚、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所谓的“宣传教育”已经实质上构成了对公民权利义务的限制，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负担，那么就应该另当别论了。尤其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并没有类似通报批评的处罚方法。虽然交通违法有错，但罪责相当、处罚法定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共识，公民的其它权利，比如隐私权、名誉权并不应该受到侵害。便衣蹲点采用执法记录仪对交通违法行为人进行曝光，就有可能侵害违法者的隐私权。组织其全家人、单位同事集中学习交通安全相关知识，在“宣传教育”的层面上并无不可，但如此“以案说法”并不是单纯地知识宣讲，而很可能会影响到该当事人在家庭、单位里的评价，对其造成实质上的负担。

　　所以，从法治的角度来说，争论的焦点并不在“宣传教育”，而在于是何种性质的“宣传教育”。发放《电动自行车文明安全出行手册》等宣传单、家庭小范围内的警示教育，都没有超越法律授权的内容。以身边事为典型“以案说法”，又以亲情为纽带加强法治教育，是法治工作的创新，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将当事人姓名、单位、违法事例通过公众媒体曝光、在单位、社区等进行大规模宣传，恐怕是超越了法律的授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的。“一人闯红灯，全家学交规”，还须回到法治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