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016年5月1日，成都单身妈妈蔚女士在探亲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无法购买到动车票，随后得知原因是“未履行离婚协议中让前夫每月探视两次孩子的约定”，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此，她的一切高消费均被限制，包括乘坐高铁。“我没欠别人钱，也无经济官司在身，又不是　‘老赖’，法院凭什么对我‘限高’　（高消费）？”成都单身妈妈蔚女士对此感到困惑。

　　“精神老赖”也是“老赖”应该惩戒

　　说到“老赖”“失信黑名单”，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欠钱不还、输了官司也拒不执行的人，而像成都蔚女士这样，因为“未履行离婚协议中让前夫每月探视两次孩子的约定”而上了最高法的“失信黑名单”，导致在现实生活中被限制高消费，给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别说蔚女士自己想不通，很多普通网友也感到难以理解。
　　但想不通与难以理解，并不代表法院这样的做法就没有法律依据，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对国家法律的全面了解，而只是习惯于依照既往的经验去看待问题而已。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说，“老赖”不仅仅指的是那些在民事官司中欠钱不还的人，同时还指所有“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那么按照这样的法律定义，蔚女士如果真的没有按照协议履行让前夫每月探视两次孩子的约定，也就意味着她具有了被纳入“失信人黑名单”的“资格”，法院的做法就无可厚非。
　　按照一些法律专家与学者的说法，这起执行案件的关键是看蔚女士是否履行了协议约定。她与前夫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矛盾和纠葛，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精神老赖”也是“老赖”，也可能被纳入国家最高法的“失信黑名单”，进而面临限制高消费惩戒的法律事实，却足以引起公众的注意与重视。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以前对“老赖”，对“失信黑名单”等概念的认识过于狭隘了，与真正的法律规定存在不小的“误差”。
　　至于在本案中，蔚女士认为“探视权”是一种精神权利，而法院对她采取的限制高消费措施已经延伸到了经济层面，于法无据。笔者认为，“探视权”属于精神权利没错，但为了保障另外一方当事人的“探视权”，法院不可能对蔚女士进行“精神惩戒”，而只能通过像限制高消费这样的经济惩戒来实现。

　　“精神老赖”同样可以被“限高”

　　细细捋一遍案件，发现这真是一件“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蔚女士先说并没有阻止前夫探视，后又说阻止探视是因为前夫拒付约定好的孩子抚养费，前夫说有疑问问法官，法官说女方确实拒绝探视，男方也有“欠费”，但男方把欠费交了，所以不划为“老赖”，女方还未执行，所以成了“精神老赖”。
　　其实，不管双方如何纠结，也不管法院如何审理，都不影响此案的关注点，那就是，“精神老赖”同样可以被“限高”，这一点从法理表面上看有些“不通”，但根据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既可以是经济赔偿、还债等义务，也可以是尊重他人精神、心理权利的义务，总之，只要是法律判定的义务，不履行都有可能面临当“老赖”的麻烦。
　　同时，也正像法律专家所说，法院设置“老赖”名单和“限高”等制度，既是必要之举，也是无奈之举。否则，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法律，还能用什么方式来保障判决的履行和落实呢？还能用什么更讲理的办法来对抗“老赖”的无赖逻辑呢？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成都蔚女士的案例，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律课。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恪守规则、敬畏法律，都应该依法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应该明白，自由不是绝对的，它是有规范和“框框”的，总想着钻空子、偷一把，生活不远处的“限高架”等着您呐！

　　探视权强制执行易激化各种矛盾

　　多数法学专家认为法院的做法并无不妥。列入“失信黑名单”，是用正当法律手段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律规定探视权的根本目的并不在让一方父母能见见孩子，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的健康发展。而探视权也是监护权的体现，有的夫妻认为，法院把孩子判给谁，监护权就是谁独有，其实这是误解。孩子是共有的，夫妻双方不管是否维系婚姻关系，都有孩子的抚养权。以此案为例，因为孩子才2岁多，出于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考虑，一般会把孩子判给妈妈。而前夫的探视权，也是抚养权的一种体现。如果蔚女士主张中止前夫的探视权，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孩子身心受到影响。
　　对于法院将蔚女士列为“失信”人员的做法，虽然从司法解释上来说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但以此来执行探视权，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探视权的强制执行很容易激化各种矛盾，也会对子女的心灵造成伤害。探视权的执行不能像对财产标的那样采取查封、扣押、变卖等，更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将儿童交付给享有探视权的当事人。
　　如果每次探望都成为父母的战场，受伤害的终究还是孩子。父母和孩子三方有着共同的积极意愿才能实现探视权，抚养子女的一方应该理解并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积极促成孩子和对方见面，维系好亲情关系；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该耐心与对方和孩子沟通，正确行使探视权。

　　“限高令”莫成执行“万能药”

　　为了应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题，法律对被执行人特定行为作出限制。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还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应用到非财产执行的其他领域。
　　如，今年1月，江苏沭阳法院便将2名拒不执行养老诉讼执行人，比照“老赖”列入“失信人名单”予以惩戒。而今年5月1日实施的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明确规定，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诉讼，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进行惩戒。但这些引发了较大争议。
　　首先是依据是否充分存在分歧。“限高令”一般被认为是针对财产执行判决失信而言的，而“探视权”“精神赡养”等，与之相比有很大的区别。
　　其次是制度的可执行性与效果有待观察。诸如“老赖”，欠债还钱，关系简单明了，判决了不执行，给予限制，还钱了解除限制，以财产支付交割为惟一标准。而像“探视权”“常回家看看”，不仅涉及家庭亲情，掺杂着感情的纠葛，而且还是长期的权益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一时的“限高”等强制，不必然保证长期的有效性。更何况，这里的执行标准相对有弹性，如“探视权”怎样才算执行了？个案中的蔚女士表示，这一个月里男方已经探望了三次孩子，而仍然被其前夫主张未满足其“探视权”。这给法院的认定、采信带来了难度，稍有不慎会导致对司法公正的怀疑。
　　站在增强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更好地发挥司法“兜底”作用的角度，拓展“失信执行人”限制措施运用的领域，值得尝试。但是，“限高令”不宜被当作“万能药”，只能作为不得已的最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