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一场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式治理，在深圳轰轰烈烈展开。8月25日，深圳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该局正在与多家征信机构联合建立深圳交通参与者征信体系，意将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贷款、买房等挂钩，以此遏制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8月30日《法制日报》）

　　将闯红灯与信用挂钩，深圳并不是首创。今年年初，广州已经率先实施，但消息一经公布，就遭到了人们“道德绑架”的质疑。也就是说，闯红灯作为一种交通违法成本，已然受到了与其相对应的处罚，又何必再通过贷款、买房等代价来惩罚呢？这不仅是“重复执法”之争，更重要的是它显然在昭示着一种执法方向，即靠重罚来规训公众的“日常平庸之恶”。

　　让违法者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肯定能在相应领域遏制公民的违法行为，但问题在于，执法效果掩盖不了执法手段的不正当性，放置于此来说，用个人信用记录的方式来治理闯红灯虽是创新，但这两者又有何必然联系呢？

　　作为一种交通违规行为，闯红灯与“信用”简直不搭边儿，它只是一种“小恶”，而“小恶”就应该有其相对应的处罚规定，而不是在此基础上，让其付出“罚一赠一”的代价。抛去“重复执法”的争议不说，单就对这种“小恶”的治理逻辑来看，我们之所以要反对用贷款、买房等个人利益来绑架闯红灯等“小恶”，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很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合法地侵犯。

　　是的，假如闯红灯可以影响到个人在其他领域的切身利益，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恶”实在是多了去了，践踏草坪算不算？公共场合抽烟算不算？随地吐痰算不算？

　　按照对闯红灯的治理逻辑，如果诸如此类“小恶”都可以将其纳入诚信记录，进而与其他领域的个人利益挂钩，推演下去，简直就是一种无休止地变相“株连”，而将各个领域打通的那座桥梁就是所谓的“信用平台”。

　　闯红灯本来就与个人信用无关，却硬是将两者绑定在一起，谁能说它是合理的呢？这并不是社会公共治理手段的创新，而是对公民权利的变相压缩，在一个日渐形成的公民社会当中，无疑显得格外地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