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理“老赖”，2013 年10月最高法公布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老赖”将被法院纳入失信者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发布“失信黑榜”，将当事人失信行为大白于天下，这是一种严重的道德否定评价。那么，“失信黑名单”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有了“恶意欠薪罪”，这些“老赖”都不怕，难道他们真会怕“失信黑名单”？

　　看到拖欠自己欠款长达两年多的“老赖”被法院曝光后，市民李先生再次燃起了希望。

　　李先生说，两年前，有一个小伙子开车撞了他的车，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全责，高新区（新市区）法院判决对方赔偿2.3万元，可对方一直以各种借口搪塞，导致李先生一直拿不到欠款。

　　当前，我国由于信用缺失造成的制假售假、偷逃骗税、食品安全事故等现象屡见不鲜，企业每年因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6月，国务院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国家级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这些都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在未来几年里，我国的不诚信行为将“处处碰壁”。

　　为李先生带来希望的，是法院系统针对“老赖”采取媒体曝光、司法限制等措施的“黑名单”制度。

　　2013年10月最高法公布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将被法院纳入失信者名单。

　　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输入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单位名称，即可查验其是否进入最高法的“黑名单”。

　　李先生的案子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袁俪荣经办的，虽然从事法院工作20多年，但她的执行履历也就两年多。

　　“以前只知道作为法官要公平断案，没想到法院执行竟会这么难。”提到李先生的案子时，袁俪荣发出感慨。

　　2012年9月11日，法院就李先生的案子作出判决，肇事方王某要给李先生赔偿包括利息在内的赔偿款2.3万元。执行立案后，作为执行法官，袁俪荣要求王某限期支付执行款，王某虽在电话中说还款，但就是躲着不见，一会儿说在和田，一会儿说在喀什。

　　袁俪荣经过银行查询，发现王某已经将名下的财产转移，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最后去王某位于机械厂的家里堵人，也扑了个空。

　　袁俪荣再次给王某打电话时，对方却摆出一副耍赖的样子，声称自己没有能力还钱。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黑名单制度”实施后，袁俪荣将王某纳入了“失信黑名单”，并将决定书寄给了对方。

　　没想到，这招奏了效。2014年8月10日早上9点多，王某主动给袁俪荣打来电话，说是要把拖欠李先生的执行款还掉，并请求其将自己的名字从“失信黑名单”上撤下来。

　　原来，王某在内地的时候，买机票时被拦截，所以王某才主动要求还款。

　　9月2日，袁俪荣告诉记者，王某已经将2.3万元欠款打到法院的账户上，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一切妥当后，法院准备将赔偿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还给李先生。

　　事实上，李先生的案子并非个例。截至目前，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法院依职权共将74例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54个，法人单位20个）信息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使失信被执行人“网上有名脚下无路”。

　　“目前，主动履行债务的有17例，被迫履行的有10例。”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表示。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疆法院已将691例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其中，65名失信被执行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债务。

　　即便是这样，身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庭长，凌国英一直为近几年来数量居高不下的执行难案件感到头疼。

　　“现在，法院面临的执行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案件执行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自动履行率偏低。”凌国英出具的一组数据显示，2012年全疆法院受理各类执行案件42053件，2013年46870件，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25552件，但自动履行率相对较低。

　　对于这一点，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海沙尔·阿皮孜深有感触。每年，经该院及地州三个基层法院办理的执行案件有200件，执结率65%。“自动履行的几乎没有。”

　　在袁俪荣的印象中，大部分被执行人对法院强制执行采取逃避或者消极态度。这些人中有的一走了之，下落不明；有的隐匿、转移、低价出售财产或者将财产过户到亲友名下，甚至以虚假诉讼、仲裁等方式转移财产；有的公司停业、歇业，而股东另行注册公司继续经营原业务。

　

　　在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姜德鑫看来，“信用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快速通道。执行难背后实质是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备，它与社会信用程度、法制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水平相联系。”

　　欣慰的是，“失信黑名单”让人们看到了破解“执行难”的希望。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解释进入失信名单有两个标准，一是不履行；二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截至目前，最高法失信者名单已公布近21万。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机制建立后，最高法、公安部、国资委、银监会、民航局等部门签署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明确被列入“黑名单”的“老赖”们不仅无法得到银行授信，还将被禁止购买飞机票与软卧火车票。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人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2013年5月，李某因民间借贷纠纷，被王某诉至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法院判决后，李某为逃避债务，到处躲藏，逍遥法外。

　　2014年6月，王某向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8月15日，李某在购买机票时遭到民航系统拦截，李某这才主动与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取得联系，随即将50万元现金送至法院，并主动缴纳了执行费。

　　“失信黑名单制度”实施近一年，给法院执行工作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在袁俪荣看来，因为涉及招投标、金融机构融资等，“失信黑名单制度”对企业有约束作用，但对一些自然人的约束还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可以选择不乘坐飞机，不乘坐软卧，也可以平价消费，即便是不能够办理信贷业务，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账号进行资金往来。

　　对于现状，凌国英表示在“预料之中”。近一年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直在为新疆法院系统“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建设努力奔波着。

　　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达成合作，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记录在被执行人的信用档案中；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20余家金融机构共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使失信被执行人在办理贷款、信用卡等业务时，受到限制或禁止。新疆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基层法院也陆续和金融机构、建设部门建立联动。

　　事实上，不只是法院系统在探索“失信黑名单制度”。

　　在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上，用户可登录查询本人或企业的信用报告。在上海、北京等地，也已将水电煤气缴费、地铁逃票等记入“信用档案”，这意味着，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失信行为，就可能会在个人信用档案上留下污点。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我国政府为改善市场信用环境付出大量努力，但由于信息分割与共享壁垒，法律约束不足，造成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运用面临诸多难题。

　　在凌国英看来，信用惩戒涉及多个领域，需要相关部门合力。这项工作要和多个部门，比如工商、银行、公安、房产、建设、国土、车管等部门协调联动才能让失信人真正地感受到步履维艰。

　　姜德鑫表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并非几个部门、几个地区努力即可完成，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还缺少一部国家层面的系统信用法律法规，致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要将社会诚信基因重新注入国人血脉中，仍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