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有哪个级别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声讨并促成了食品监管改革，那就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了。重大事故包括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损害了数十万儿童的健康；再上溯四年，2004年营养标准不合格的劣质奶粉导致儿童畸形。这些事件严重破坏了消费者对中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信任，驱使他们纷纷寻求外国品牌。事实上，新西兰的恒天然（Fronterra）正在计划收购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公司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份，延续食品领域中外并购的趋势。

　　中国政府已经颁发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监管水平的政策与法规。从鼓励婴儿奶粉企业并购、强化质量控制体系和供应链监督管理的高层次政策性文件，到最近实施的一系列针对这一产业的生产规定。

　　最近，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相关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拟建立内部档案，记录每家婴幼儿奶粉生产商的详细安全记录。根据药监局在2014年8月发布的相关规定的征求意见稿，按照提议，药监局及下属监督管理部门将针对生产商建立“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档案将包含三类信息：企业基本信息，监督管理信息和社会监督信息。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食品生产许可信息、产品信息（包括产品配方、原辅料及标签信息）。监督管理信息将包括监督检查信息、违法行为查处信息、食品召回信息以及向相关部门的通报信息。社会监管信息将包括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行业协会“反映”的信息和媒体曝光信息。

　　那么，药监局又将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呢？我们不得而知。对于药监局将如何评估这些档案信息，或将公开其中的哪些，征求意见稿中并未作出详细阐述。只有一条规定笼统表示，药监局将依据这些档案评定企业信用等级，作为对企业分类监管的依据并进行公布——而公布的可能是信用等级，也可能是监管分类结果。

　　有时候，良好的意图往往败在这样的模棱两可上面。这样一个重塑公众信心同时奖励利益相关者合规行为的评级系统，在很多层面上讲都是不错的主意，但若企业不清楚药监局将如何进行评定，以及这对他们的运营将产生何种影响，那么这个体系在执行中就会遇到障碍。举个例子，药监局计划收集召回信息，包括召回举措是企业自发决定还是在药监局要求下进行的，召回了何种产品，在何时解决了安全隐患以及是如何解决的。但若一家生产商及时并自发展开了一场产品召回，它能否获得信用加分？还是说两种情况都不影响评定结果？若如此，那么生产商主动进行产品召回的积极性就不会很大。

　　另外，药监局将如何验证它所收集到的信息？比如，媒体曝光或消费者投诉该如何验证？谁有权要求查看这些档案并指出或纠正不实信息？——如果有人可以的话。如果目标是将监管资源导向应该得到监管的企业，那么药监局自然需要到位的流程，以确保档案信息尽可能真实。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其他规定或指导意见中显而易见，那为何不在这里面阐明呢？如果它们都还没有得到解答，那么也许其中一些规定仍待完善。

　　就创造一个机制应对中国存在的一大难题而言，这一征求意见稿是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从一份粗枝大叶的征求意见稿中，实在很难看出它对未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