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新华网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再次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在4年前，推出一套大众信用评级制度，该新政因将闹访等行为纳入信用评级，一推出即遭质疑。舆论认为该信用评级系统，是给人划分三六九等的“良民证”。但在遭质疑后，该新政并未被废置，而转为低调执行。回顾4年执行情况，当地政府人士说，此事在原点就有问题。（7月2日《新京报》）当地专门负责此事的信征办，对那个出问题的原点，作出了解释，“主要集中在政府公权力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很多措施都是为了方便政府治理上。”而这也恰恰是民众所不能接受这套信用评价制度，并对其广泛质疑的焦点。

　　因为按照被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的信用评价制度，原本平等的公民，被公权力硬生生地化成了三六九等；因这个信用评级的标准，公权力强力介入到私人领域，将个体的道德纳入到信用评价当中，你可能会因“家庭吵架”、不扶老人过马路等情况，被踢到“良民”的对立面。

　　权力的折腾远不止此。在睢宁，“政审考察、资格审核、执照审核、政策性扶持、补助项目”等基本社会服务都可以通过信用评价，成为“要挟”民众提升个人行为的东西。甚至，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内，公权将个人的责任无限放大。

　　四年前，就有人提出质疑：倘若一个人因为没遵守交通规则被罚分，是否表示他会借了贷款不还？是否应该在申请国家救济方面受限？对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人，理当按章处罚，但哪部法律法规说过，可据此将当事人打入另册，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人们不明白，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弄出一套信用评价制度，目的究竟是什么？所谓试图方便的政府治理，就是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这究竟是政府要把平等的公民，通过信用评价制度变成能够震慑和管制的“良民”，还是原本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要给每个人的道德行为贴上公权的符咒？

　　四年的时间，尽管政府放权、划清权力边界，都在急速推进，但对于睢宁当地政府来说，一直都没有来回答公众四年前就提出的质疑。不仅如此，当媒体带着此前的疑惑前去采访时，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以拒绝公开评定细则来回避。尽管口口声声说，现在信用体系的评价，多用于干部的选拔，但为何拒绝公开那些自称被删除的项目？而那些还未删除的项目，是否依旧关乎着被公权随意稀释的公民权利？

　　以为封闭了政府信息，就能平息此事的质疑？政府的如意算盘，不仅明目张胆地打错了，甚至颠倒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公共管理部门为民众的权利服务，需要接受权利的监督和评价，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是最有权评价政府行为的，而不是政府以恩赐的姿态，给公民发放道德的小红花，去换得公民本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