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ST超日公告称，限于公司流动性危机并未解除，付息资金仅落实400万元，目前无法在3月7日按时支付2011年公司债券8980万元利息。目前尚不能把其严格定性为债市首单信用违约事件，因为中国债市自1993年起就历经了一波空前的债券不能如期兑付潮，但最终在政府支持下都刚性兑付了。

　　这次超日债能否最终打破刚性兑付壁垒尚难判断，这恰是目前债市对这一事件“波澜不惊”的主因之一；何况，在超日债利率违约之前，新中基(000972,股吧)等都曾出现过类似风险，最后都进行了刚性兑付，维持了市场零违约。因而，市场路径依赖地认为，若债权人诉求足够强烈，超日债依然有刚性兑付的可能性。

　　当前中国债市尽管从规模上已跃居全球第三，但却带有明显“病态”虚胖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债市的制度性零违约。如历经1990年代债市大规模的不能如期兑付事件后，管理层对债券实行了严格的审批和价格管制等，以试图通过行政审批等向市场注入政府信用，维持债市零违约。然而，这最终导致了债市风险定价、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市场长期缺乏风险意识，并触发大量道德和逆向选择风险。因为债市零违约背后的风险转移，实际削弱了债市的风险管控功能，把债市的信用风险变相地通过增加私人部门税负和债务货币化等形式消化。

　　打破债市零违约，让投资者基于风险资产的风险敞口进行风险定价和资源配置，无疑将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金融资源基于市场风险进行优化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债市的逆向选择，进而使债市真正成为一个有效的风险管控市场。同时，打破债市零违约将助力正在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毕竟，目前债市、尤其是国债市场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定价市场，其他风险资产对风险敞口的定价，都以债市定价为基准，尤其是国债收益率曲线。

　　当然，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负债高企，尤其是地方债务历经急速井喷期，且大量地方债和国企债务投资于低效、无效的“僵尸”项目等，打破债市信用零违约，确实会抬高市场融资成本，加剧债务紧缩和债务规模自我膨胀风险等。这种担忧客观存在，但解决的手段不应是维持零违约，而是必须正视债市的信用违约风险。

　　政府应该构建良好的市场制度和秩序，提高债市的风险管控能力。具体而言，首先推进债市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以充分发挥信用评级中介机构的作用，提高市场对信用风险的定价能力，进而培育投资者的风险自律能力和风险自担意识。其次，构建主要保护投资人为主的市场治理结构，如构建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等制度，提高信息弱势方的投资者的自利博弈能力，发挥市场自律自治能力。再次，鼓励市场创新，完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目前中国已在2010年推出了信用风险缓解工具（CRM），今后可进一步引入信用违约互换（CDS）、CDO及诸如债券收益权资产证券化等风险分散工具，提高整个市场的风险配比、消化能力及风险管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