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之一”，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常常有网友提问，杂交水稻和转基因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为此专门请教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博士李娟。

李娟介绍说，传统的杂交仅限于自然界中自发的，经历长期种内或近缘种间的近缘重组和交换，只能在同种和近亲种间进行，以水稻为例，现代的杂交水稻都是在栽培稻之间或栽培稻与野生稻之间的杂交品种，育种及筛选优良的株系.即使是人工的杂交技术也没有打破大自然的遗传规律，杂交稻是通过不同品种的稻杂交来改良品种。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来源于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生物体内，生物种类之间的界限完全被以“非自然”的手段打破。而转基因是在实验环境下通过遗传操作，将一类生物的基因整合到另一类生物的基因组中进行系列组合。其次，转基因技术可以将基因在不同生物间转移。 透过转基因技术，科学家可以将某个基因从一种生物中移植到另一生物，使受体生物出现一些特殊的性状，如抗虫。最后，传统的杂交育种并没有打扰基因的调控系统，杂交后的表象在后代才能表现出来，属于纵向生物遗传；而转基因技术实现了横向的跨物种基因移动，其表象直接在当代表现出来。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研究生连博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杂交水稻相当于把自己的基因用霰弹枪打出去，打中没打中不知道，打中了哪些部分，也不知道，要再一次去选择；而转基因是每一枪的子弹都是一样的，打进去的是一个基因的值，其目的性和准确性都会更高。

然而，如果一碗转基因米饭和一碗杂交水稻米饭摆在你面前，你选哪一碗？

恐怕大部分人会选择杂交水稻，这并不仅仅只是自然主义偏好的胜利，也是因为中国人对它和它背后的那位老人更加熟悉。

其实，杂交水稻出现的历史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久。人类对杂种优势的充分利用其实只有一百年左右，首次成功的水稻杂交发生在1963年，直至我国农学家袁隆平成功地寻找到了合适的野生的雄性不育株，并突破了日本人无法实现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完成了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的最后一步，选育出了第一个得到大面积应用的杂交水稻品种。正如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介绍袁隆平时曾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因此被国际科学界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成了国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

国人对袁隆平抱有很深厚的感情，以至爆出袁隆平买豪车的新闻时,网上也罕见地出现了网友一边倒地对袁隆平的支持（事后证明袁隆平买豪车新闻为假新闻）。

多少中国人看过袁隆平在地头田间实验田忙碌的图片，普通人可能并不一定能清楚描述出杂交技术与转基因技术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杂交水稻这种劳作形式与千百年来的传统农业十分相似，再加上对这位老人已有长达近三十年的信任。

而和杂交水稻的幸运相比，转基因技术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民众怀疑的目光。为什么人们难以接受转基因？毫无疑问，担心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最主要的原因，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生物风险目前难以被证实或证伪。

而相比其它技术，“转基因”、“基因修饰”这些与生物本质非常相近字眼，给予人们的那种“非自然”的感觉最为强烈的，这让人天然产生一种害怕，这是转基因在全世界都遭遇“接受难”问题的最重要原因。

而在转基因问题上，却明显少了一位像袁隆平这样深得民心受人尊重的“偶像”级形象代言人。诚然，有关转基因问题，一直也有相关专业的学者院士不断发声，然而当今社会公众对科学家的操守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却已经不再笃信无疑。论文造假、教授捞钱、院士招摇撞骗等恶劣行为大大破坏了科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才有“叫兽”、“砖家”的戏称。由此而来的是，公众普遍认为有很多科学家居心不良，他们认为从事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研究的科学家们只是“一切向钱看”，只要能赚钱，一切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除此之外，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也是转基因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公众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信心，尤其在食品安全监管上，政府对于食品审批不认真，检查不到位，处罚不严格，已经导致老百姓对食品缺乏安全感。即使农业部力挺转基因，百姓也不会买账！

在这样的舆情之下，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冒然宣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

“不应依靠民意”一句话何等刺眼，彰显着“夏虫不可语冰”的高傲，流露着愚民太无知的鄙视。可是，要走上千家万户饭桌的主食怎么敢又怎么能“绕过民意”呢？我们可以理解张启发院士可能确实心急如焚，但还是要感叹在转基因问题上个别学者智商很高情商堪忧，真正让专家变成了“砖家”。

转基因技术只是一个科学问题，但让全国人民都吃转基因水稻，这就不单纯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涉及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与滥用的问题，科学家的责任仅限于前者，而后者必需由政府监管、公众监督、法律追责。

如果真想让中国公众接受转基因水稻，专家和学者最需要的不是上书国家领导人，动用行政力量推广转基因技术，而是应该放低姿态，面向大众进行实事求是的“释疑解惑”——如果挺转人士中，也有一位像袁隆平一样被民众熟悉信任的科学家，耐心地向公众解释他们确实不熟悉的知识，显然要比61名不透露姓名的院士上书政府强行推广转基因水稻更有说服力。

一味指责中国老百姓盲目抵制转基因产品没有任何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方的责任——何况，抵制转基因的，又不仅仅只有中国老百姓。

最后，关于转基因，还是要把科学的问题交给科学家，把监管的问题交给政府，把监督权、知情权和选择权留给老百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