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带有广告性质的商业交易行为冠以公益之名，本身就有欠诚信；再以公益之名测试市民诚信，就难免让人怀疑你测试的目的是在做“托”，将社会不诚信的根源转嫁给市民

  深圳雨季来临，有人雨中借伞，一借就是6000把，将在一些地铁站分批投放，好事啊。且慢，因为是“免费”派借，所以这一由地铁与某机构联手进行的活动就堂而皇之地冠以“公益”之名；又因为是“公益”性质，举办方在发布新闻时又理直气壮地宣称是在“调查诚信”。

  该活动的策划人对媒体表示，一个月后将公布雨伞返还的数据。可刚到十天，当地媒体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测试结果：绝大多数“爱心伞”未能按时归还。据说，这个“尴尬的现象让工作人员深感无奈”。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结果，类似活动此前在各地已举行过多次，无一例外都让人“尴尬”。而且，深圳这次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有市民明确表示不会归还。市民的理由是，你这个活动有广告的成分，既然将我当成广告载体，那我就是有所付出，收益一把雨伞并不过分。而我赞成他们不还的理由还不只劳动与收益间的等价交换，而是你凭什么拿市民当诚信试验的小白鼠？你要献爱心、做公益，我当然支持，但你做公益的前提是测试市民的人心和诚信，我就有理由怀疑你在故意挑逗社会诚信。

  本来，类似的测试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就算6000把雨伞全都物归原主，也不影响下次你做好事时被人讹上；就算6000把雨伞一把都没还回来，也有可能其中一个拿伞不还的人要为小悦悦捐款，为温州高铁事故的受伤者踊跃献血。再说，即便是不还，也有可能没当一回事，也有可能不方便，顶多说明我们在物质上还没达到对一把雨伞不屑一顾的地步，并不能表示人心的本质。

  性善性恶争论了几千年，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西方也有类似的争论，柏拉图对人性持有信心主张统一说，亚里士多德就抱怨他的老师忽视了个体的差异，后世的霍布斯则对人性完全失去信心。但无论性善性恶或持中之论，大多是在制度设计上出于对权力之恶的恐惧和警惕，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市民和群众。

  前不久青岛市党政干部组团外出考察，回来总结说该市干部队伍存在“自满自足、自私自利、自怨自艾、自说自话”，这本是清醒的自省。当地一家媒体在头版将这十六个字放大处理，又省略了党政干部这个新闻主体，让人误以为批评青岛全体市民，尤其是结合当时因种树而引发的官民分歧，就更有理由怀疑其为官方授意。尽管这家媒体事后向市民诚恳道歉，但也无法挽回其在公众中的形象损失。

  测试市民的诚信，将矛头对准市民，然后通过测试“推动诚信建设”，这是深圳此次活动的主旨。但其悖论在于，将一个带有广告性质的商业交易行为冠以公益之名，本身就有欠诚信；再以公益之名测试市民诚信，就难免让人怀疑你测试的目的是在做“托”，将社会不诚信的根源转嫁给市民，这与青岛那家媒体走的是同一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