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表明，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对地方债务规模激增后果的担心与日俱增。

    从静态偿付能力角度看，这个规模的债务是“总体可控、局部危险”，风险集中在中西部、集中在基层、尤其集中在县乡两级财政；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威胁来看，风险集中在银行和银行的传导机制上，集中体现为银行潜在坏账的清理成本上，这个清理成本可能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

    更深一步来看，债务数字的增长，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已近极限，也就是说运行了十七年的“权力动员资源”的模式恐怕已经接近它的尽头了。

    从宏观上来看、从明面效果上看，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中央的财政能力；从微观上看、从深层机理上看，却是高度激活了地方政府的“以权力动员资源”的机制。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获得了全部财政收入的40%-50%，近年来更是突破了50%；仅仅负担了总支出的25%。反观地方政府，它在总收入盘子中只分到了不到一半的份额，却要承担75%的支出成本——— 这个经常性“缺口”就构成了地方政府建立和依赖“以权力动员资源”机制的重大的激励。

    进一步地，这个“以权力动员资源”的范围和效率还为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所加强和放大———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地动员资源，力求形成超过同侪的政绩。

    客观地看，这个“以权力动员资源”和“资源动员能力锦标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净效果是积极的，起到了增加公共设施、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提高民生福利的作用。经过十多年的运行，这个“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能力锦标赛”正在逐渐接近它的潜力边际，甚至已经出现了得不偿失的情形，并且这个机制常年运行所积累的副作用也在逐渐显现。

    原因在于，这个“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能力”是“方向向下”的，意味着财政资源的汲取是“眼光向下”的、财政资源的流动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并且本级财政的收入流必须是持续增长的。

    这个资源动员集中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扩大税内收入，主要表现为高速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扩大非税收入，主要手段是售卖土地。当这两宗收入还不足以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的时候，债务就成为补充的手段；当这些债务浮出水面时，意味着债务已经成为常规的主导性手段。

    “向下动员”机制运转的初期，不仅蛋糕做大了，并且蛋糕做大的收益在中央、官员、企业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分配是基本均衡的，相关利益群体的净收益是同向增长的，呈现的是多赢的格局。这个机制运转到今天，做大蛋糕的收益分配格局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某些利益群体尤其是底层民众群体占到的分配比例在萎缩，出现了相对贫困的现象，官员所得与民众所得的博弈，已经从双赢博弈的一端向零和博弈的一端大幅移动了。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个“向下动员机制”不可持续的风险所在：“动员的成本越来越多地在由穷人买单；动员不足的成本越来越多地在由中央买单”。

    那么，出路在哪里？简洁地说，“发债”———向资本市场发行地方公债。

    这个“发债”，看似是技术方法的安排(减少向银行系统的透支，增加向资本市场的借贷)，实则是竞争规则的变动(从向下动员资源、向上透支中央，到向债券市场保证信用)；貌似是对存量风险的消解(化解高额的银行欠账和其他或有债务)，实则是对增量能力的扩张(一旦建立起有效的债券市场信用，债券工具就会成为地方政府未来融资可持续的来源)；从资源流向角度看，“动员”是从相对的穷人手里榨取资源，“发债”则是从相对的富人手里融得资源。

    “地方公债”市场的形成，也将深刻作用和变革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在原有的行政化的动员能力竞争之外，引入了市场化发债能力的竞争；并进而将体制内的权责不对称的上下透支型竞争，变换成市场化的权责相符的信用审慎型竞争。

    随着地方公债市场的发展和深化，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更多地向市场信用约束下的竞争靠拢，带来更多的透明、更多的规范和更多符合市场的行为——— 这，扩大了法治的运行范围、深化了法治的基础、并进而提升了法治的效用。

    随着法治的深化和进步，和资金使用效率由市场配置，现有的各地市场分割的情形就会趋于松解———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将是下一波增长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