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地不断涌现房贷纠纷，再度引发市场对银行诚信的叩问。纵观这一首先聚集于深圳并蔓延至广州、北京和青岛等地的银行与“等贷族”间之房贷利率优惠纠纷，大都属于借贷双方未正式签订房贷合同，抑或借款人只在空白贷款合同签名等情形，实属银行信贷业务流程操作和银行信用失范问题，尚谈不上法律问题。

　　事实上，这些纠纷不能单纯归责于任何一方，借贷双方都存在过失责任。银行打乱贷款业务操作流程，提前与客户签订缺乏实质内容的贷款意向书等，为的是争夺信贷资源；而借款人在银行贷款流程未走完的情况下，同意在没有实质内容的贷款意向书上签名，目的是争取房贷优惠利率。显然，虽然银行与借款人事实上的非对等谈判地位，使银行陷入舆论之被动；但双方博弈的是房贷优惠利率的政策变动风险，且基于自利最大化之诉求，双方都应预期并担当其行为所面临的政策风险。 

　　鉴于此，借款人更合适的纠纷救济手段是向银监会等监管部门投诉银行违反贷款人条例和违反信贷业务流程一般性准则，以及通过舆论指责银行之诚信失范等问题。不过，当前银行诚信失范背后透析而出的则是当前金融市场的管制之惑，以及短期政策风险给金融市场投融资双方制造的高交易成本。

　　毋庸置疑，当前房贷优惠利率纠纷凸现出了银行系统风险定价自由空间缺失下的高交易成本。这首先反映在利率的非市场化，决策层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管制，使银行很难有效借助风险资产本身的风险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及风险资产存续期限等风险敞口因素，对风险资产进行自主定价。如当前在通胀压力下，储蓄实际负收益降低了银行吸储能力，加剧了银行系统的金融脱媒风险，而银行吸储能力的下降，无疑削弱了放贷能力。同时，随着当前决策层强化信贷额度管控，银行出于自利最大化，更愿意把更多的信贷资源安排到高贷款利率项目上。毕竟，银行基于目前的贷款基准利率对风险资产进行定价，是很难有效覆盖风险资产的风险敞口。显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前部分银行提出种种附带条件对“等贷人”刁难。

　　其次，管理层针对宏观经济和特定行业采取的应景式短期政策，无疑削弱了银行对风险资产的自主定价空间，而缺乏有效预期的政策性风险则增加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当前各地涌现的房贷优惠利率纠纷，本质上就是政策变动风险抬高了金融市场交易成本。严格而言，不论是房贷七折、八五折优惠，还是银行取消房贷优惠政策，并非为银行据具体借款人的信用水平、违约概率以及贷款本身的风险敞口进行的市场风险定价，而是短期政策导向下的非市场政策优惠和定价。

　　政策的易变性、不可预见性和短期效应，不可避免地干扰了银行信贷业务流程，并使银行信贷服务带有了典型的政策性周期特征。如在房贷优惠政策发布后，银行房贷业务井喷，使银行房贷业务流程出现拥挤阻塞，从而导致各种如为简化信贷业务流程的空白合同等违规操作问题。而随着优惠政策的取消，银行与借款人的业务和合同纠纷也就在所难免，从而影响了银行信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因此，是次银行与借款人之纠纷，风险不仅在于借款人能否享受到优惠利率问题，更主要是政策风险严重干扰了银行对房贷等的风险管控和风险定价空间。

　　由此可见，当前房贷优惠利率纠纷，是金融市场管制风险和政策干扰的突出反映。当前唯有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使用甚至取消各种应景式信贷政策，方可避免因政策和管制导致的金融服务纠纷，及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同时逐步消除妨碍银行行使风险定价自主权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才有助于倒逼银行培育市场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