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图书馆职工王鹏举报“官二代”遭跨省拘捕案近日再生变化。宁夏吴忠警方改变此前赔偿3万元精神损失的承诺，决定只支付3000元，并表示如不服可上法院。王鹏父亲表示，其家人不会接受警方的赔偿决定。（1月12日《东方早报》）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赔偿便由3万变成了3千，这可不是像赵本山在小品《捐款》中那样多按一个零少按一个零的问题，而是吴忠县警方的主动行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经过当地警方深思熟虑后的举动，其所撂下的那句“如不服，可上法院”的话显示警方此举也是有备而来——就给这么多，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我们不怕。

　　事情发展到现在，就已经不再是3千块或3万块钱的问题，而是政府信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口头承诺是可以收回的，但前提是这一承诺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或者超出合理的限度。吴忠县警方若收回自己的口头赔偿承诺，应该给出一个赔偿打折的理由，告诉当事人和公众为什么要打折，自己为什么要反悔——但他们没有。

　　当时作出这一承诺时，吴忠县警方正处于全国舆论的关注之下，其一言一行都应该非常谨慎，3万元的赔偿承诺不是小数，岂能是随口就说出来的？如果认为这一承诺不合理，当时又为何作出承诺？这恐怕是面对汹汹舆论的敷衍之举吧。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就意味着吴忠县警方当时的赔偿承诺是在忽悠当事人，同时也是在忽悠公众。这种滥用公权力对公众造成伤害的事件，单纯从赔偿金额上来讲，自然是赔偿金额愈大，其所体现出来的认错态度愈强烈，也愈能获得当事人和公众的谅解。吴忠县警方为了平息舆论，特意把赔偿金额提到了3万元的高度，看来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虚晃一枪的“策略”。

　　随着当事人重获自由，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脱离公众视野，也就意味着公众的监督力在变淡，在此状况下，吴忠县警方立刻露出其本来的面目，不仅原来承诺过的赔偿不再如数兑现，而且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这岂是政府部门应该有的表现？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政府部门不讲信用，就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也就不可能在公众心中树立公信力。在公众关注下都能出尔反尔的政府部门，谁能保证其脱离公众视野后会对其服务范围内的群众讲信用？谁又能保证其能从这次的“跨省追捕”中吸取教训，从此做到依法办案？更关键的问题是，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他们需要作出怎样的承诺或者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这笔信用账，吴忠县警方在耍赖之前是否仔细算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