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某门户网站，对136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0.5%的人肯定自己没遇到过作假行为。

　　具体来说，85.1%的人遭遇过“短信诈骗”，83.7%的人遭遇过“假货”，77.0%的人遭遇过“盗版书”。其他还有：虚假报道（70.4%）、盗版CD（70.3%）、街头骗术（70.2%）、假政绩（57.1%）、假发票（52.1%）、学历作假（42.0%）、学术作假（41.8%）等。（中国青年报） 一连串的数字表明，我国社会中的造假行为可谓无处不在。社会诚信整遭受着严重的群体性病变。

　　一种整体形象的塑造，往往来自对其中部分成员行为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从个例到整体是一种归纳法的推理方式，在社会学中，社会是由一个个组织而构成的，而且有某些相同的特质的人群，往往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且现代社会的舆论传播中，经过立体化的大众传播，被标签化，并且逐渐形成标签的固化，成为越来越广泛接受的“准真理”。

　　在一些列虚假报道、盗版、街头骗术、假政绩、假发假学历等造假行为面前，现实的“部分人群”实质上正在向整个社会群体蔓延。0.5%的人肯定自己没有遇到过作假行为，背后是这个社会99.5%的人遭遇过社会造假行为，这是相当可怕的。在众多的社会作假行为背后，当部分造假者不断被放大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社会形象的塑造也将蒙上一层造假阴影。社会诚信必将荡然无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部分”、“个别”、“少数”的造假者到如今的“群体”、“集体”造假。正表明了社会诚信的退化，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这其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群体”、“集体”这样的大众性、群体性的词语。所谓群体性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会使整个社会受到影响，群体性所涉及的人群不再是“部分”、“个别”以及“少数”，而是整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这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现实生活中，这种可怕的群体性“病变”将是不容忽视的大面积“精神污染”；“集体造假”而且“不约而同”，正是群体性素质的滑坡，是社会责任感贬值的征兆。集体造假的惯性、恶性发展，使社会诚信度的名存实亡，使规章、法规、法律的形同虚设，是法不责众的难题。集体造假的尽头就是社会诚信的沦丧。社会诚信的集体性“病变”就是“病入膏肓”的前兆。

　　社会学中一般将信任模式分为三种：传统型、个人权威型和法治型。对于目前社会所遭受的群体性病变，因为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传统型、个人权威型的信任模式是无法应对现实的危机的。习惯了法制约束的社会大众，只有法治型的信任模式才能担负起完整的危机治理责任。而现实的法制现状是法律法规滞后、惩罚太轻、法不责众。因此，必须对此加以法律强化，否则社会群体造假的队伍仍将不断扩大。

　　由此，我们在面对社会诚信的“集体性病变”的同时，也必须思考其“病入膏肓”的可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