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本月发布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由于中国的信用评级高于美国，引发了广泛争议，被质疑是否存在民族主义倾向。

    其实，结论本身并不重要，结论得出的过程和依据才更有意义。这就像打官司，算命瞎子预测谁输谁赢，也总有50%的成功概率，为什么大多数人找律师而不找算命先生呢？关键就在于专业律师的预测是依赖事实和法律，进行分析和推理。客户从律师这里买到的其实不是结论，而是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是专业服务。事不同而理同，信用评级也应大致相似。它应当是遵循一定规则的专业服务。质疑大公的结论如果没有充分的反驳依据和论证说明，那是同样缺乏专业精神的。

    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要维护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除了经济和法制等条件外，培育有公信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和财经通讯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笔者不久前参加一个金融会议时听到香港研究人员的呼吁。最近几年，由于三大评级寡头机构降低国家信用的评级，或者少数有影响的财经通讯社发布不实消息，而导致股灾甚至引发国家债务危机，让我们对这种观点深有同感。大公作为体现中国这样一个日趋重要的经济体的文化和理念的信用评级服务机构，站出来打破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垄断，体现的是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进而有了分享信用评级话语权的需求。

    指责它民族主义，证明有人感受到了来自竞争的威胁，而这种竞争才是全世界所有的投资者在决策时非常需要的。毕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

    在当前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使得金融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脆弱的产业，一个未经严格调查和论证的信用评级发布，一条空穴来风的消息，都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球，并迅速引发股市骤涨暴跌！哪怕你紧急更正澄清，也有可能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希腊债务问题上的推波助澜，媒体虚报敏感人物和消息引发股市动荡，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一方面全球金融从业者24小时不间断紧盯各种消息，另一方面有些交易机构设置了自动交易及衍化的系统设置，在满足设定条件时，在人未反应过来之前，就可能已经自动按照设定程序进行操作或者熔断了。

    至于一些通讯机构虚报敏感人物的死亡引起股价波动，历史上更是司空见惯。互联网应用普及带来的盲动效应和放大效应，使得信用评级和财经信息的发布可以轻易成为引发灾难的源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这两者放在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层面对待，并不为过。

    但是，笔者并不主张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事情就一定要国家来做。信用评级和财经通讯社应该是市场行为，最终的翘楚应当是市场竞争机制淘汰的结果。国家应通过政策力挺“大公”们与国际财经通讯社和评级巨头去竞争，但却不应保护具体的竞争者。否则很可能事与愿违，被保护者总还是长不大。

    信用评级是一种专业服务，让专业的归专业，情绪的归情绪。大公也好，标普也好，穆迪也好，信用评级的生命在于它调查和论证的是否科学，是否遵循严格的专业精神，而这一点最好的检验又在于实践。2001年破产前四天还贴着标普颁发的“AAA”评级的安然倒闭了，标普的评级难道没有问题？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其声誉也将被将来的实践所检验证实。

    如果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自己的员工和用户，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都对其评级专业公正笃信不疑，那么，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增加有影响力的新面孔，一定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