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目前在此着力很多。

     当前在重大一些国际事务上，中国在某些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那也只是一种声音而已。

     令人吃惊的是，有的声音不仅被相关国际事务本身迅速淹没，即使在中国国内也难以博得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可。

     日前大公国际发布了一个世界50国主权信用评级报告，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评级结论是：“中国信用等级比美国更高”。

     如果像《南方都市报》所援引数字分析的那样，美国早已陷入资不抵债的严重危机中，那么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调低到任何程度似乎都没有问题。与不欠债的中国政府相比，美国的主权信用低于中国的主权信用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

      然而，令人迷惑的是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外汇储备国家却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以及美国的金融债券。对中国来说，由于金融政策原因除在香港发行过数量有限的国债外，中国并没有在海外发行国债。这就像那个叫刘翔的中国人，假如他没有参加希腊奥运会，与众多世界跨栏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场地竞技的话，在世界110米栏这个项目上人们怎么会知道当时刘翔对罗伯斯所具有的优势呢？

     余永定在《中国信用等级高过美国？》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信用等级，“不能仅仅参考对我们有利的指标”，这样的做法未免“自娱自乐”。如果采用“净债”作为衡量国家信用的标准，中国的确不存在债务偿还能力问题。但以此标准分析“只能说明目前中国财政状况良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体信用状况一定优于发达经济体。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国际评级业务领域，一方面美国三大评巨头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饱受质疑，另一方面备受质疑这的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被金融危机困扰的希腊债务问题上发挥着惊人的“灭国”作用。

     对中国经济的决策者来说，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希腊债务危机上的“灭国”力量即惊心动魄又让人垂涎三尺。这是能够理解的一种决策动机。即使在欧洲，欧盟也表达了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把持国际评级业务的不满，呼吁应该建立更多的评级公司。

     有媒体报道大公国际此次发布50过主权信用评级报告时，就说这是中国响应欧盟呼吁率先采取的举措。

     或许，大公国际发布的评级报告已经向世界成功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尽管这与话语权的取得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大公国际掌门人关建中说，大公国际要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金融危机之后，应该站在国际金融体系安全角度来思考信用评级，由美国垄断的评级机构是有局限性的。大公国际要建立亚洲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奠定中国在国际区域市场的主导地位；到2014年前，建立全球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奠定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大国地位。

     雄心勃勃的大公国际，其目标是要“建立亚洲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进而建立“全球信用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大公国际追求的这个前景目标看上去相当诱人。建立一个“更客观公正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这种提法似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唤起人们对大公国际的深切期望。

     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回顾目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发展史，其在金融危机后备受诟病的主要方面是他们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吗？

     厘清这个问题，需要相当深厚的评级专业知识才能对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不过，即使不触及美国三大评级公司评级既有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我们也能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所存在问题的主要方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到目前为止，业界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得到美国政府的特权授予和庇护，缺乏必要监管。

      1975年SEC认可穆迪、标普与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此后其他评级机构一概得不到认可，也得不到SEC的批准。NRSRO实际上为三大评级公司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地位，妨碍了公平竞争，其余评级机构即使侥幸通过申请也最终被上述三家公司吞并，由此确立了三大公司的垄断地位。2010年3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在参议院就评级公司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其所以财源滚滚,主要是得益于“受控特许”。正因为美国三大评级公司长期以来得到美国政府的特权授予和庇护,因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 

     第二，评级程序暗箱操作，丧失评级信用。

     尽管穆迪把“信用:人与人间的信心所系。”作为自己公司的一句座右铭，然而在“发行人支付”的评级业领域，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引发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间的巨大冲突。不仅评级机构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做出更适合客户心意的评价，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氛围也造成了评级机购的越演越烈。评级机构已沦为被发行人挑选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评级公司本身出现了信用危机。

     2008年7月，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表调查报告称，在给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并且未能避免利益冲突问题。

　   尽管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在避免利益冲突问题上都有明确规定，但SEC的调查显示，一些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评级费用的商谈。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因此评级机构无法保证评级的独立性。

      第三，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评级业务上推行双重标准。日本、中国、德国等国家都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给予他们的评级地位进行过强烈质疑。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2003年3月,德国企业不断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而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要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

     2002年,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将日本政府债券的评级列在工业七国最末,其信贷级别排在博茨瓦纳之后,与拉脱维亚和波兰同等。日本国际金融中心(JCIF)认为,外国评级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独特的商业惯例,评级结果并不能表达真实情况。时任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黑田东彦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详细的评定标准,认为日本拥有很高的个人储蓄率及庞大的海外资产,对国内投资者能完全清偿债务,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调低日本政府债券评级。

     从目前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批评的主要方面看，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所运用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怀疑。人们所怀疑的主要是“评级公司的监管”、“评级程序的透明”以及“评级标准的运用”这三个方面。

     从技术操作层面看，评级业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肯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

     然而，哪一个“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不是一个评级公司通过指责其他评级公司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所能辨析清楚。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的建立，依赖于评级公司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理解。然而在经济学领域，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歧义。一个评级公司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是否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主要检验标准可能还是评级公司评级结论与经济活动事实的相互印证。

    何种“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将是一个无止境的争议领域。

    从评级业自身的发展历史看，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目前尽管备受质疑，然而较早的业务开拓、丰富的评级经验无疑是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业界的优势。无论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如果要开拓评级业，不借鉴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从业遗产是不可想象的。

    在由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掌控霸权的国际评级业领域如何抢占一席之地，制定一个不同于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恰当的选择。但是，一旦陷入“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优劣的争论上，将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结果。包括中国乃至欧盟在内的新兴评级公司如果仅仅着眼于“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的构建上，而抓不住评级业发展至今的关键问题，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霸权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中国大公国际雄心勃勃地要建立不同于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然而，从目前大公国际乃至中国政府对评级业的定位和从业思路看，撼动美国三大评级业的国际地位将是一个想象中的事实，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因为，第一，大公国际目前发布的第一份50国主权信用评级报告主要建立在理想上而非事实上。

     这主要表现在大公国际对美国主权信用的评价方面。从很多方面看，负债累累的美国，如果用希腊债务危机比较，美国早就应该像希腊那样濒于破产，以此推论美国的主权信用不会比希腊表现的更好。然而，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却持有大量美国债券。解释清楚这个现象可能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美元霸权地位。对经济学家来说，怎样批评美国的美元霸权可能都不为过，但是作为评级公司，对美国的评级报告如果以批评美国美元霸权为圭臬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

    不管美元霸权如何可恶，美国的资不抵债甚至超越了很多陷入债务危机的其他国家，然而美国却不会像那些国家一样陷入破产和崩溃。大公国际可能垂涎于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唱衰希腊那种呼风唤雨的力量，然而，对持有万亿美元美国债券的中国来说，唱衰美国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二，后冷战时代的冷战话语不会引起更广泛的国际共鸣。

    大公国际掌门人关键中在为他的评级报告辩解时称，大公国际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这种典型的冷战语言对中国的受众来说可能易于理解，但是拿到国际上结果会怎样呢？如果我们了解到日本和德国乃至现在的欧盟都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不满这个事实，人们还会相信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争端导致的结果吗？

    第三，国际评级业话语权的浪尖，现在已经不是“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的建立，而是对评级业的监管。

    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并不仅仅仰赖美元的霸权地位。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被信赖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备受诟病的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时至今日必然难以存活。

     在美国反思三大评级公司业务和欧盟批评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讨论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的重建，而是首先加强对评级公司的监管，这才是国际评级业务发展的风口浪尖。

      2010年6月16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通过议案，由美国证交会(SEC)设立一个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安排指定的评级机构，提供初次评级，切断了美国衍生品及债券发行机构与评级机构之间的某些暧昧关系，同时，参议院通过的另一项修订案要求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s(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成员所获得的“特殊保护”被终止。

     2010年6月2日，欧盟出台了进一步严管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建议。根据该建议，欧盟将设立一个名为“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新机构，今后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统一向这一新机构登记注册，以领取欧盟“牌照”，并接受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监管。对评级机构最具“杀伤力”的是，如发现信用评级机构违反了欧盟规定，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将有权对其实施惩罚，包括处以罚款、暂停信用评级资格甚至吊销执照。

    同时，新的立法建议对于评级机构的透明度等也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这包括必须披露信用评级依据的模型、方法以及关键的假设；必须将复杂产品的信用评级结果以特定的符号区别开来；必须出具年度透明度报告；在董事会中必须至少要有两名其薪酬不取决于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表现的董事；不得提供咨询服务等等。

    根据计划，这些监管新规有望在今年年底生效。从2011年起，欧洲将成为全球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最严厉的地区。

   尽管欧盟一些重要领导人在很多场合提出欧盟应该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但是在欧盟尚未建立欧洲的评级公司前率先制定了严管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建议。

    评级业良好的道德不是依靠评级公司内在的自我约束就能够建立起来，严格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是必不可少因素。鉴于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次贷危机中的负面表现，美国自己也在监管方面迈出了重要步骤。

    当中国在美国三大评级公司面前感到危机迫近的时候，支持一个属于中国的评级公司构建一种新的“评级技术与标准体系”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像欧洲那样制定一项严管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才是首选。这不仅能够有效抵挡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对中国可能发起的恶意评级，同时也能够戡乱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评级业发展，树立中国评级公司在中国乃至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信用。

    然而，从目前事态发展看，中国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