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名人涉假颇多。“文圈”如汪晖，“商圈”如唐骏，远者如文怀沙，近者如朱学勤。每次都照例引发一阵喧哗与骚动。

　　假的真不了，公道在人心。对那些“假”字写在脸上的，以“痛打落水”之势穷追，必要性固然有，但也无非在耻辱的枷锁上再铆上两个钉子而已。这里要说的，是每次事涉造假时，常能听见的一种“辩护”、“理解”的论调。这论调，简单说，就是“看人要看主流”。

 　 持这种论调的辩护者，并不讳言被辩护人确实可能做过那些被指控的行为，但是，即便有这些问题，他们的成绩、成就、贡献还是主要的，汪晖毕竟还是西方学坛少有“能看得上眼”的中国学者，“学历造假”者毕竟还是成功的商界人士，文怀沙毕竟还是风雅的嘛。毛病、污点，总还是少数、局部，不能压倒正面形象，“三七开”、“四六开”，正负一抵消，还是个好人。为什么要斤斤计较，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呢？

　　放眼望去，这种对人做鉴定的逻辑，充满了我们的历史，也弥漫在现实生活中。对活着的人倒也罢了，对亡者，特别是对头上有光环、身后有余泽的亡者，一涉盖棺论定，更常常先“几几开”，后“正负抵消”，剩下的又全是正面形象了。

　　但这种先“开”后“抵”的办法，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功绩和污点，经常是不能抵消的。有些事，属于同一类别、同一性质，或许还能抵消，好比PH值的酸碱度，或是吃了十个桃子吐出五个。但更多的，却未必如此，好比一个菜的色和味，一道菜十二分的动人好颜色，也不能遮掩、抵消七分的腐臭气息。同理，汪晖的学名抵消不了被指控的“抄袭”，富豪的财商抵消不了作假，宋山木的流利外语也抵消不了他的变态罪行。

　　就算一个人的功罪都属于可以抵消的同一类别，也不能说抵就抵。一个医生，一生救了一万条性命，却蓄意杀了一个人。在某些社会，这二者是不是属于可以抵消之列，则这医生近于救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了？当然不应如此。就算所有被救的人感恩戴德、焚香祷祝，对那一位被害者来说，他所看到的，都可以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也是同理，就算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对“历史进步”有千般好处，但对千千万万的孟姜女、万杞良，对千万秦皇暴政下的死难者来说，他就只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对他们来说，不要说“功过抵消”，就算是“二八开”、“一九开”，也是全无意义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里的多元可做两种理解，一是一个人的功过必然是同时存在，互不遮掩抵消，要“概括承受”的，不能压扁到一个维度，折算后以统一计算结果示人。二是看人的角度是多元的，特别是受到当事人影响的人，可能有非主流的看法，但只要合乎情理，主流意见也不能将其湮没不闻。

　　只有那些极度重视“统一意见”，价值观被强行收紧到单一向度的社会，才迫切需要标准的、主流的、权威的“评定”，这种评定必须是“几几开”而后抵消的，一经发布，就不容轻易更改。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很多人的眼睛是平面的二元结构，眼中所见非善即恶、非黑即白，他们往往难以接受一个人同时既是善良人也是恶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帮凶。

　　正因如此，最近的那些涉假者，就算是真的，也不过是小蠹而已。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之后的万世帝王，有多少被权威结论掩盖的功过幻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甚至重新评价。某种程度讲，他们也是涉假者——历史的造假，他们的幽灵仍在游荡。只不过，有些造假是我们不愿接受，一旦拆穿会气愤填膺的，而另外一些假象，人们却会心甘情愿接受，甚至执意不肯从梦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