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妮/制图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新闻网山东频道讯（张锐/文）将华尔街大量的“有毒”债券贴上安全标签推向市场进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在希腊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不惜推波助澜和落井下石，危机之后不断空放毫无意义的“马后炮”……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以下简称“三大”）等国际评级机构的种种败行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讨伐和质疑。而扫描“三大”在中国留下的印辙和痕迹，人们更能强烈地感受到那些简单符号中所潜藏的野心。

    无情地唱衰

    与全球各国相比，尽管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表现十分抢眼，微观财政收支状况非常健康，国家偿债能力也格外强大，但中国的国家信用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国际评级机构的好评。资料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底，长达10年的时间中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而受金融危机中中国所表现出的非常“抗震”能力所赐，2008年7月穆迪才无奈将中国政府的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从A2上调至A1。

    更加煎熬人的是，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用自然普遍就被 “三大”打入到了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尤其是经营稳健、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的中国银行业遭遇标普们持续打压的结果更是惨不忍睹。2003年，标普给中国的13家商业银行齐刷刷地打了低于投资级的低分；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又不约而同地被标准普尔等评级为BB-级；2009年，除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评级被列为A1级外，穆迪将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都归降到B级系列中。2010年2月，惠誉将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的个体评级从C/D”下调到D级（F级最低）。

    刻意打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用评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抬高中国的国际化融资成本和企业海外并购成本。应当认识到，虽然“三大”作为第三方市场评级机构与中国并不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如今“三大”的评级结果并非完全是自己意识的独立表达，某种程度上他们所反映和表现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及其意识形态。正如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如果说“三大”战略上的渗透与安排并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的话，那么其对中国企业的策略性攻击则立竿见影。正是在“三大”的不断唱衰中，高盛等外资投行找到了最佳的“抄底”良机和捡拾到了最便宜的中国金融产品。资料显示，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对此，世界银行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此言至今如芒刺在背。

    地毯式收购

    相比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这些“百年老店”而言，产生于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评级机构可以说是乳臭未干。目前为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承认的评级公司主要有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和大公国际四家。

    强势收购中国评级公司是 “三大”在中国市场持续上演的资本大戏。2006年，穆迪公司与中诚信签署协议，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同时约定7年后持股51%；2007年,惠誉国际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底，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签署股权合作协议,约定除合资公司继续雇佣中方人员外，评级模型和技术都须有标普提供。而对于国内评级行业中最优质的大公国际，穆迪也开出了3000万美元购买其控股权的不菲价格。

    抢占中国的评级市场是标普们不惜重金收购中国评级公司的最主要商业目的。目前，“三大”通过参股和联合国内评级公司的形式已经控制了我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而最令“三大”心动地是，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扩容能量最大的市场，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发债冲动，而且仅未来两年中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就将超过50%。面对如此巨大的金融“蛋糕”，“三大”们显然不会放过瓜分的机遇。

    当然，获取市场份额仅仅是“三大”评级巨头并购中国评级公司的目标之一，而其更长远的安排则是掌控中国评级市场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评级公司不遗余力地实施并购是标普们垄断全球评级市场企图的进一步彰显。资料显示，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活跃的信用评级机构有200来家，但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95%以上为“三大”所控制。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范围内资本和资源的定价已经基本上由信用所左右和决定，因此，在信用全球化的经济生态中，一个国家拥有信用资源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其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小，而且还是一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标志。只有那些信用资源丰富的国家才能获得廉价的资源，并持续受到了资本的热爱和追捧。正是如此，“三大”垄断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举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怂恿。观察发现，自从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NRSRO）及其加盟标准而接纳“三大”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尽管有不少美国本土和海外评级公司提出了加入NRSRO的申请，但都被SEC挡在了门外。美国政府的这种非市场化举动无疑强化了 “三大”的市场垄断格局。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

    中国应自强

    从最初只对商业投资品种的评级发展到如今可以协助一个国家主宰全球资本的流向，信用评级公司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服务机构，而是可以控制国际金融市场制高点的重要经济工具。因此，中国政府应当从战略的高度对国内评级行业作出重新审视，并培植和壮大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

    加强政府对本土评级业的引领与保护。由于中国评级业起步较晚，不宜走市场化发展路径，为此，国家可以选择2至3家有发展潜质的国内评级机构 (以国有参股方式)给予重点扶持，以尽快做大做强。同时在具体业务分配上，应将金融机构的证券发行评级明确授予国内评级公司，并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确保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对境外人民币主权债务工具的评级话语权。

    强化对外资评级公司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规制。参照外资对银行与保险入股的政策要求，监管层可以规范外资评级公司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对于不涉及国家金融、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可要求采取 “双评级”，即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必须有本国的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另外，要坚持信用评级市场对等开放原则,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中国政府可以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

    完善与厘清中国评级业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资信评估的对象或潜在对象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国债发行由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发行由发改委监管，金融债发行由人民银行监管，上市交易债由证监会监管，银行间债券交易由人民银行监管。评级机构对金融债的评级需要面对不同的监管部门，而各个监管部门又有不同的要求，从而约束和抑制了评级市场功能的整体发挥。为此，可以考虑设立国家评监会，实行对评级行业的集中化管理。

    还须强调的是，由于评级机构性质上是属于第三方独立的机构，其最终的发展壮大还是要依赖于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为此，中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必须练好内功，做足基本功课，包括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信评从业人员，开发和提升信用评价分析技术，强化和增强信用评价的公正性与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