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起由“捡钱”引发的官司给原告和被告的生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挠，双方都称是“为了清白而走上法庭”。官司虽然了结，但由此引发的关于诚信危机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12月7日，被告周翠兰（左二）、第二被告王长玉（右二）和他们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新华社记者 刘兆权 摄

    “我捡的不是钱，是官司”

    失主周继伟在法庭调查时称，１１月５日晚他不慎丢失８２００元现金。１１月７日上午，他听邻居说邻村的周翠兰捡到了他的钱。他当即赶到周老太家，要求其归还８２００元。但周老太表示，她只捡到１７００元钱。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并报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周继伟暂时拿走了所丢的１７００元钱。周继伟要求两名被告归还剩余的６５００元。

    周翠兰的代理人吴成香律师表示，周翠兰是当地村民，靠卖豆饼为生。１１月６日早晨，周翠兰在淮阴区杨庄村卖豆饼，发现路边草丛里散落着一摊百元大钞，于是她将钱捡起。正在这时，前来买豆饼的村民王长玉说：“这钱可能是我一个邻居买奶牛的钱。”周翠兰于是在没数钱的情况下把钱交给王长玉，自己则继续卖豆饼。

    中午回到家后，周翠兰发现脚下还粘了２００元。儿子提醒她：“若真正的失主前来要钱怎么办？”于是，周翠兰又找到王长玉，得知那笔钱一共是１５００元，还未找到失主，因此周翠兰又将钱要了回来。

    王长玉的代理人表示，经当时在附近的村民郭士久和陆玉权作证，在周翠兰把钱交给王长玉后，王长玉直接把一叠钱放在三轮车上，并当着两位村民的面清点，这叠钱一共１５００元。在整个过程中，王长玉没有把这笔钱据为己有的想法和行为。

    “我捡的不是钱，是官司，”被告周翠兰在庭审时说，“没想到一时好心，竟换来一场官司。我只捡到１７００元，为什么要我还８２００元？”

    被告是否捡到原告丢失的８２００元？

    庭审中，“原告是否丢失了８２００元钱”和“被告捡到的１７００元是否是原告所丢失的钱”成为本案的两个焦点。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显示，原告周继伟第一次报警称，自己丢失了４２００元，但第二次报警时，丢失的钱数改为８２００元。

    周继伟解释，１１月５日白天，他身上本来就有４２００元左右，还向一个朋友借了４０００元。当日晚，他和朋友在ＫＴＶ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早晨，他发现钱没了，一时忘记向朋友借的４０００元，因此第一次报案时说“丢了４２００元”。后经家人提醒，第二次报警时纠正了具体数额。

    经过激辩，周翠兰的代理人在庭审时表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曾丢失了８２００元，也不能说明是在何时何地丢的钱。原告称是邻居告诉他周老太捡到了他的钱，但这个“邻居”至今没有出庭作证。原告不能证明从周翠兰处拿的１７００元是其丢失的８２００元的一部分。建议法庭收缴周继伟拿走的１７００元，另寻失主。

    周继伟的母亲、代理人吴其花则称，这个案子已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果失主另有其人，为什么至今没有人站出来认领。

    原告撤诉，不是结果的“结果”

    由于原告周继伟对自己的主张缺乏有力的证据，经过法庭调解，原告现场撤诉。庭审费５０元，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案件到此告一段落。

    记者调查发现，这起由“捡钱”引发的官司已经给原告和被告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挠。开庭前，周翠兰的代理人吴成香律师告诉记者，这些天来，周翠兰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前几天还一度因血压升高而到医院挂水。她曾一度担心周翠兰能否坚持参与整个庭审过程。“做了好事却没有好报，老人一直想不通。”吴成香说。

    失主方也称是迫于压力才做出此举。“我们打这个官司，并不是一定要两个被告还这８２００元钱。”周继伟的母亲吴其花庭审后对记者说，现在很多人，包括周围的邻居都怀疑周继伟“是否丢了８２００元”，个别人还说我们想讹周老太的钱。“虽然丢失的钱仍然没有着落，但我们要通过法庭证明我们确实丢了８２００元钱。”

    “最后以调解结案，我比较满意。”目击者王长玉在庭审结束后说，究竟“丢了多少钱”“捡了多少钱”，这些还是小事。“这个案子关系身家清白，只要法庭还我一个清白，一个公道就行。”

    参加本案旁听的淮阴区人大代表庄建民认为，原告和被告所说的可能都是事实，最后法庭采取调解的方式结案，是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原告和被告毕竟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法庭调解不成功，不管怎么判，都为几家人未来的纠纷埋下隐患。”庄建民说。

    “法律衡量道德”背后的诚信危机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这种美德需要用法律进行衡量，公众关心的就不仅是案件本身，更是其折射的个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和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

    在庭审现场，很多旁听的群众表示，一方面，每个公民都有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我们不能因此质疑原告的出发点和动机。但另一方面，这个案子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让更多的人在做“拾金不昧”此类好事时“三思而后行”。

    参加旁听的退休医生马道亮认为，这个案子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它提醒我们，捡到钱物要多个心眼。“如果看到失主，应立即交还失主；如果暂时找不到失主，应第一时间报警，把捡到的钱物交给警察。”马道亮说。

    “法律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最低层次的要求，道德的标准高于法律。因此，有时候运用法律的手段难以解决道德层面的问题。”本案审判员、淮阴区法院小营法庭副庭长陈国君认为，公民捡到遗失物后应及时归还失主或相关部门，如果发生纠纷，应善意看待对方行为，多做换位思考。就本案而言，原告和被告都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果双方当事人庭前能多一些沟通，及时换位思考，这场诉讼就有可能避免。

    “这个案子本身不大，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社会诚信存在的一些问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杜文东认为，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此案，已经超出了案子本身的意义。这说明公众对社会诚信有很高的期待，对“好人吃亏”现象的担心依然存在。“法庭在审判这类案件以及媒体报道这类案件时，要慎之又慎，应引导公众正确看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倡导良好的道德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