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国征信工作会议召开,央行征信管理局对外表示,今年将以培育和规范征信市场发展为重点,推动《征信管理条例》出台。这意味着,酝酿了近一年的《征信管理条例》有望年内面世。而在广东省郁南县,一个县级“征信中心”已经先行试点运行近一年,该县联合公安、税务、水电等多部门,完善农户的征信信息。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寄望通过征信环节来完善信贷。不过,县域征信中心真是解决农民贷款难题的良药吗?

采集农户信息任务重

一直以来,信用信息不对称都是农民贷款难的症结所在。2009年6月,郁南县征信中心成立,决心解开这个难题(详见本报2009年7月9日第7版《郁南:一本两百页的农村金融新蓝图》)。按照设想,征信中心将全县10多个部门的信息汇总,农户信用好坏将变得清晰可见。例如,通过公检法机构,农户张三被发现曾因偷盗或赌博而记录在案,通过税收部门,农户李四被发现时常偷税漏税等,这些都是放贷机构忌讳却难以自行调查到的要害。

运作近一年后,郁南征信中心信息统筹负责人陈伟才告诉记者,“截至2010年3月末,该征信中心已经录入信息13389条,信息来源于全县14个不同部门。”这是否意味着,郁南县农业贷款的信息瓶颈已经破题?

事实是,时隔一年,征信中心录入的全部是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息,农户信息至今还未开始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量太大,据陈伟才介绍,郁南县共有企业100多家,个体工商户7000余户,而农户数量则高达9万多户。

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协调这么多部门提供相关信用数据?记者对比发现,在2009年郁南县的规划中,“征信中心将从公安、工商到供水、供电和电讯运营企业等17个部门的非银行信用信息数据收录进县征信中心”,而在郁南征信中心挂出的简介上,列出参与合作的却只是12个部门,整整夭折了5个。

陈伟才坦陈协调的难度,“有些部门一开始并不愿意提供信息,例如工商、税务等部门。”他们直至2010年初才同意合作,自然不会出现在征信中心一早制作的宣传简介上。整个征信中心不到10名工作人员,信息的整理基本要依靠各部门,“征信中心根据各部门制定了不同的表格,由各部门填写汇总——都是无偿提供!”

4月12日,郁南县政府向记者发来了这套表格。记者随即统计了一下,给法院、劳动保障部门、电信运营企业等的表格中,一个客户涉及的填写项目均在20-30项之间,而给税务部门的统计表,项目更多达56项。如此繁重的额外工作自然不会讨人喜欢。

“国外成熟的做法都是有偿服务。但是如果依靠行政手段要各部门无偿提供,对方的积极性肯定不高。”4月12日,肇庆市农信社信贷部经理黄永滔表示,即便一次协调成功了,也难以持续,因为对银行来说,信息要保持及时更新才能发挥作用,但各部门很难有这样的动机来帮助征信中心更新数据。

部门利益阻碍信息采集

实际上,在中央层面,如何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难题。2002年,央行便联动17部委建立了征信工作小组,提出研究《征信管理条例》草案,但因涉及部门较多,至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在郁南征信中心的实践中,便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协调部门法律之间的冲突?陈伟才告诉记者,税务、工商部门不愿配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按照其业务系统内的法规规定,他们有义务保护公众的隐私。

根据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公布的信息；法定第三方依法查询的信息；纳税人自身查询的信息；经纳税人同意公开的信息”几种情形外,税务部门不得向外部门、社会公众或个人提供纳税人的涉税保密信息。

为了消除这一矛盾,郁南征信中心专门制定了《信用信息共享协议》,以协议方式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不过,这只是县域内自创的制度,法律效力令人怀疑。2009年末,国务院针对信用征集问题专门出台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但该《条例》对信息来源的规定仍不明确。对于金融机构的规定是,应当“准确、完整、及时地向中国征信中心报送其客户的信用信息”。对于跨部门单位,“中国征信中心可以依法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开展信息共享。”也就是说,整合之后,各个部门之间可以共享各自独有的数据,有媒体将其解读为,“利益才是跨部门合作最关键的因素”。至于原有部门法规保护隐私的规定与征信管理的冲突,《条例》并未提及。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就难以消除疑虑。3月末,郁南征信中心进行系统调试,准备与当地金融机构对接使用,郁南县农信社副主任兼信贷部经理张建伟则表示担心:“是否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问题呢?”

无助更多农户获得贷款

无论如何,郁南县7000多户个体工商户的信息已经全部录入完毕。按照征信中心的初衷,信用好坏将有更精准的区分,今后银行放贷将更加大胆。根据郁南县政府统计数据,该县2009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比前年同比增长了3.55倍。

不过,在县域设立征信中心的做法却在农户中存在极大争议。

4月初,几位阳春市的农户认为,凭借信用记录放贷,当然天经地义,民间借贷不也要打听对方有没有信用污点吗?

不过,博罗县农户曾运添却不认同。“我欠了点水电费,就说我信用不好?绝无此理!”对于曾运添来说,如果未来贷款都按照这种方式运作,他将很难贷到款。“我每个月要还各种各样的费用,水电费、保险费、土地承包费,哪能保证总记得牢?”为此,曾运添只能在墙上贴一张表格一一列明,但偶尔还是会错过。

更大的担心在于,这会否演变成各个部门对农民的“霸王条款”?在曾运添看来,农户与一些收费部门偶有纠纷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例如电信部门有时会记错话费,那么,我是乖乖交钱呢?还是等着被计入信用黑名单呢?”

以郁南征信中心给电信运营部门的调查表为例,在涉及欠费的栏目中细分了“累计欠费金额”、“最高欠费金额”等细项,至于“欠费原因”则不在考察范围内——即便有,那自然也是任由电信企业填写。曾运添担心贷款成了暗箱操作,这些信息全部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有不良记录的农户根本无从申诉,甚至因不良记录而被拒绝贷款时,还不知道原因。

与此同时,肇庆市农信社信贷部经理黄永滔还有另一个担心,即便这么多部门联合行动,又能与农户有多大关系?在中国有几个农户会在税务、工商等部门留有个人记录?

这意味着,征信中心有助于发现个别农户信用有多坏,却难以普遍评定出农户的信用有多好,自然就难以真正帮助更多农户贷款。这样的推测在郁南县农信社得到了验证,“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应该说,对发放贷款是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