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睢宁县创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如被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获表彰+20分，恶意欠缴电话费-20分。县委书记高调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2010年3月26日《南方都市报》)

    睢宁的全民征信系统，开了政府给公民信用打分的先河，而且创造性引入了信息打分系统。应该说，这家县级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全民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政策性的引导，更需要法治规范以及公共道德的恪守。因此，他律和自律一个都不能少。

    但从睢宁的举措看，是以权力强制为基础，而且征信内容涉及到公众生活的各个层面，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官员受贿到司机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无所不包。这些行为全部被量化为分数，并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在此语境下，权力显然是处于高高在上的主导地位，是以强力的方式要民众怎么做，而民众没有置喙的机会，只能被动接受权力的评价。如此一来，权力和权利就少了平等博弈的空间，因此有违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使这样的全民征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存在着程序上的瑕疵。因而，“被信用”更像是人治下的乌托邦，而非法治下的真信用。

    更重要的是，由于征信内容设计公众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连家庭道德都涵盖在内。公权所及，难免对私权有所侵凌，这样得来的全民征信未免代价太大。

    事实上，用权力手段对民众行为进行约束，在人治语境下并不鲜见。但是，这种权力强制下的他律，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辖内民众变成“顺民”和“良民”，但是绝对不可能涵养为权利自主、个性舒张和表达自由的现代公民。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下，中国亟须营造的是公民社会的和谐氛围，追求的是权力与权利平衡发展、两者和谐进行充分博弈的理性状态。“顺民”也好，      “良民”也罢，一字悬殊，但和“公民”在外延和内涵上已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就在几天前的3月21日，第一批大众信用加减分情况在网上公开曝光，这意味着民众的私人信息毫无保留被晾晒于公共时空中。无论是高等级的“守信者”还是低等级的公众，他们的隐私在这种征信制度面前都暴露无遗。公共行政主导下的全民征信，如果为了公共信用而不惜侵凌私权，其公共性自然就和民权相矛盾而异化为官本位语境下的“管”和“治”了。

    如此管治，民众或可短期内蛰伏于权力，但持久下去公众就会产生心理逆反和行为抗拒。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不仅多元而且处于多维度的社会监督之下，睢宁的全民公信举措刚刚实施就成为舆论热点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全民监督之下，这种权力强制下的一个县的全民征信系统变成了全国民众和舆论考问的焦点。公众的目光是犀利的，舆论的监督是公允的，如此征信系统是耶非耶，社会自有公断。但从媒体当前的报道观之，身处其中的当事者对“大众信用管理”依然没有明确的概念，对于这种系统管理的后果更是表示“没有想过”。这也充分说明，如此征信管理，并未深切民心民意，官民之间依然存在着相当的隔膜。

    全民征信，对一县、一市、一省、一国都很重要，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前述，权力、法治、道德要齐头并进，因势利导，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蹴而就，否则“欲速则不达”。